我所观察的佐佐木正树借着我的伞进入了妻子娘家所在的小区沿街楼栋。接下来的对话，就要在夫妻双方之间开展，此时的我无法参与旁听。在这场对话中，岩井女士母女将进一步确认佐佐木正树的来意及他的诚心，而我则进行更具危险性的调查。
起先，由于岩井女士的叙述，佐佐木正树被怀疑前往的那个小区在深谷市有着非常不好的名声——那里物业、卫生条件都比较落后，大抵是社会底层的人在这里租住。欺负外人、盗窃横行、地头出没，一切都显得像是被地下秩序所操控一般。以至于岩井女士是这样评价那个小区的：若不是有那里的人带你进去，外人进去只怕是要埋没在里面。
但佐佐木由佳的确是看到了她的丈夫孤身走进那个小区，没人接应，也没人带领，就像是自身已然适应了那个地下秩序一般。他既然有这层背景，这里又是他前来的目的，并非一停即走，对这个小区进行一番调查便势在必行。
要怎生调查呢？尽管我到了那个小区附近，但潜在危险使我不愿意走进那片气氛阴暗而寂静的建筑群。从近处看去，这些楼栋排布密集，式样老旧，不少看起来已经失去光鲜的破败衣物挂出窗外，给人一股凋敝而即将面临拆除的垂暮之象。对这种地下秩序支配的领域来说，它有着明显的界限：倘若地下的规矩侵犯了区域外的公序良俗，那便是自寻与治安对立的引火烧身。因此，这座小区周围的痕迹也正是一连串再明显不过的地界：在治安有所保障的范围，楼宇面貌整洁，街道干净；而地下秩序所支配的区域里，楼栋外净是街头不良的鬼画桃符，路面上也是垃圾遍地，鲜有清理，垃圾桶早被破窗效应毁得不成形状。倒是散发出来的恶臭轻而易举地跨过了地界，入侵着附近的每个角落。
因为这个恶名昭彰的存在，贴近这个沉沦地界的房子，尽管没有被触角波及，却也已经人去楼空，几乎不再有住户。我坐在一个被搬空的门面里，以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望着小区的出入口。显然，我的动作也会被那边的岗哨所捕捉，但我既不在他们的地界，也没有实质做出什么动作的迹象，他们自也奈何我不得。
我在看什么呢？自然是出入这座小区的人。小区再怎样秩序严密、自立自给，终究不能像幻想动画中的心之丘住宅区那样一言不合便宣布自治。换言之，小区里的医疗卫生、水电供应、食物来源等等，依然依存于整座城市。也就是说，阴暗面与秩序面的沟通决不可能断绝。坐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久了，对周围情况的感知也越发敏锐。随着这些关节在心下想明，对方监视的眼光来自何处，竟也逐渐清晰起来。先前如临大敌的我，也顿时知晓了这些对方的监视者也不过是势力中无足轻重的底层，道行浅薄、根脚鄙陋，就算是大着胆子冲上来，我手中的卦签倒也能对付得了。
知晓了敌方幼稚的监视岗，我自然也能从他们的眼光中反推对方的安排。便如此时，这些小角色的眼光陡然转盛，我便知晓，这是他们即将有重要动作到来的表示。不多时，我便看到一辆卡车从我面前经过，旋即开进了小区。卡车背后载着用防水布盖着的小货箱，散发的味道让我肯定，这是运送食品的卡车。
这并不是我的目标。这种重复来往的人早已轻车熟路，从他们的动作上观察不出任何有益的情报。我希望的，是因为某些事情而突如地进入，或离开这个危险区域的人。在他们身上，最能体现“生人会与这些地下的秩序发生哪些碰撞”。
例如此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小区门口。车上走下一位穿着入时的女性，她警戒地看了看周围，才走到驾驶座摇下的车窗前，俯身与司机交谈着什么。这位女性看来并不是住在这里的人士，因为监视岗的目光已经从我身上移走，转而朝向更有可能进入的她。她的打扮是短正装，黑丝袜加高跟鞋，外加背一个中等大小的蓝黑色皮包。这身装束给人的感觉是入时的同时也能透出一股干练，但她的脸上的表情显然和干练无关，她的五官分明写着对这个小区的害怕与担心，若是我眼神再好一些，或许还能看见她双腿隐约的颤抖。
为什么，对这座小区怕成这样的人却亲身来到这个小区呢？这倒是很容易确定：这样一身整齐的职场装束来到这里，又是一名女性，又是对这个小区有抗拒感和畏惧感的新到者，前来的方式又是出租车，这便只能将她认作一名记者——这种特立独行的小区是报刊报道的好题材，于是这位记者便被委派了实地搜集资料的任务。这种任务要么是志在必得的老手主动请缨，要么便是这种毫无经验的新人被派去的苦差，从年龄和表情上看，她的情况显然是属于后者。
这位女记者下车后来到车前，依然在与出租车司机交谈。他们两人应当没有什么前缘瓜葛，那么计程车到现在仍不离去的原因，也只能是车费上的纠纷了。说到车费，倒也很容易想到造成纠纷的原因——这个地方既然是有名的是非之地，一般人不愿来，出租车司机也同样如此。对提出要到这里来的乘客，往往要附加车费条件才肯搭载。现在，二人之间的僵持，恐怕就是围绕车费而展开吧。深谷市的地域范围，和霞浦也差不了多少。这辆出租车涂着市营的标志，车程最多也就是横穿市区。正常的车费，以我在霞浦的经历，至多是一千二百元，恐怕这位司机现在开口的数额，已经远超过野口英世先生和樋口一叶女士所能解决的范围。
相隔既远，我听不见乘客和司机之间具体的争执，只能从观察车外女记者的动作来推测二人间冲突的激烈程度：只见女记者先是一只手搭在车窗上，弯腰和车内的司机说着话，像是借套近乎来谋得车费上的便宜；然后又是合掌躬身，像是降低了身份求恳；接着又是舞手跺脚的大动作，像是情绪开始失控。这一切都合乎冲突过程中，一个居于劣势的人的心绪变化。
“百般折冲无用，这位记者只能交钱了吧……”我就像看好戏的看客猜测着这个冲突的走势。原本，记者是个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深谙各种交涉技巧的职业，但这位女记者显然是个刚入行的新手，以至于被派了这样一个苦差。按说，出租车将乘客搭到目的地后，乘客应当是在车上完成付款和找零再下车的，但这个记者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提前下了车。恐怕，正是因为出租车司机的漫天要价、不肯通融使她心下恚怒，只是出于出租车已经将她运送至目的地的事实使她在道义上必须付钱。果不其然，在她运用自己各种的交涉手段无果之后，还是将手提包拉到身前，将视线转向了拉链，伴随这个动作的手部摆动使她的愤恨情绪显而易见。
“她又和司机拖延了这么久，司机恐怕还要坐地加价，开下的价格怕事要谕吉先生出面了吧。”我心里这样想着，等待着她拿出具体的金额。按说，在我与她相隔既远的情况下，是无法辨认出她到底拿出了多少钱的，但她拿出的是一个折叠式钱包，这便有文章可做了。
折叠式钱包，装钱的开口开在钱包的一侧，这就使两侧一侧长而一侧短。在心理学上，较长的外侧比较短的内侧更能给人以保护感。就大部分人而言，这种心理学效益会让他们将面额较大的钞票放在外侧，将较小面额的放在内侧。而且，各国币种普遍将大面值的钞票的票面尺寸设置得更大些，至少不会小于小面额钞票。日元也同样如此。这也形成了我们将大额钞票放在视线外侧，也就是钱包背面一侧的另一个理由——为了一眼快速确认钱包中现金的概况。若是将票面尺寸较大的大额钞票放在内侧，那么要确认钱包的状况，必须将视线移到钱包上方或后方，这就很不方便了。
这位女记者涉世未深，不像是有什么特殊习惯的人。看着她将折叠钱包打开，用手指点到后面，再抽出一张纸币，我便有很大把握确认，这是一张一万元的谕吉先生。只见她赌气地将夹着纸币的手伸向车窗内，身子甚至转了过去，像是不忍见这张谕吉先生离开自己的手中一样。
然而，一阵动静过后，她却像是反应过来什么似的重新转过了头面对车窗。料来是车里的出租车司机有了什么奇怪的举动吧。在这举动之后，这位女记者的态度就像是一百八十度地大转弯，只见她不住地鞠躬道谢，双手合拢在身前，瞬间之前还如仇雠的作态立刻变得感恩戴德，宛如瞬间领受了一个大人情一般。
的确，从接下来的动作上看，的确是领了一个大人情：车窗里伸出一只手，那是来自出租车司机的，他挥了挥手，像是表示不必再致意以及告别，随后这辆出租车便带着尾气和车灯扬长而去；而背后的女记者则站在原地不住鞠躬，右手显然还攥着比先前的谕吉先生更加多的纸币——那显然是这次车费的找零。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果呢？出租车司机既然找了零，那么肯定是要收费的，所以不会是免费搭载；收费顶多是按原价收，不可能心血来潮做这么一桩亏本买卖。那么，仅凭降价到原价，就能让原本情绪激动的女记者瞬间调整好心情吗？恐怕，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心理玄机。只要模拟一下女记者搭上出租车时的情景，这个答案便不难得出了。
女记者肩负着去声名不好的小区采访这个苦差事，又是因为自己属于新丁被迫扛下这个担子，心下自然是一百个不乐意。而且，她自己也非常害怕那个小区，恐怕以她这般交涉片刻便放弃的性格，或许在搭车时便遇到了司机的刁难：一些司机知道那个名声不好的地方不愿过去；另一些司机则开出了令人咋舌的天价进行婉拒。只有这位司机，开出了初始还能接受的加价，才让这位女记者勉强上车。
在车上，这位司机使用某些手段激怒记者，例如再次片面抬高价格。这样单方面的涨价自然令记者非常不快。于是记者便和司机在车上僵持到了下车，就像之前所推想的那样，这位女记者怀着愤恨的心情纠缠了许久，直到找钱的那一刻，司机将他的真意道出：
“如果不是用额外的加价逼你一路上和我纠缠，你会忘记那个小区的恐惧吗？”
这位女记者显是顿时明白了出租车司机这样做的用意，才会在他找回正常的车费后对他感激涕零。显然，她在出发前便已表现出了对那个小区的害怕，这个情状被好心的这位司机看在眼里，于是用这样一个计策助她暗度陈仓。
待到出租车消失在记者的视野中，她总算鼓足勇气，昂首踏入了被非善意的眼神环伺的小区大门。显然，她不能辜负出租车司机的好意，并且这种采访事先也需要得到许可。很快，一个像是内部人士的人便引着她消失在重檐楼宇之中。而监视的目光则又重新移回了我身上。
这位女记者显然便是我所希望的角色之一。待到她完成采访，从小区里走出，我便跟了上去。这里是出租车绝少到来的地方，她也有必要由人陪伴着，走完这一段足以令她后怕的行程。
“打扰一下，请问，您在这次采访中得到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