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物的初稿的制作中，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人员，他们就算性格再细致，也难免会产生手误。一部出版物的字数以亿万计，再细致的心性也不能贯彻百十万字的始终。有可能是作者本身弄错了拼写，有的是编辑制版上出现了错误。尽管各种普通的出版物，乃至正式的新闻稿都允许万分之一二左右的错误率，但每一万字出一个错误，让读者们在一部五十万字的作品中五十次“如鲠在喉”，这对阅读体验无疑是甚大的破坏了。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正式作品中的错误，出版方在制出初版后，除了发给原作者自行核对外，也会安排校对人员进行校稿。由于出版社的出版任务是连续的，并且内容庞杂，故而每个出版社也会基本固定一批校对人员。他们并不懂每次任务的专业或文化内涵，所以他们负责的只是字词的正确。
三益先生在开起学校边上的“闻鹤堂”前，最后一份从事时间较长的工作便是山形一家书房的校字工人。三益先生此前一直没有向我们说起他在校字工的岗位上有什么费解的事情，但由于时间已经到了新世纪，我们能切实地确认，三益先生从校字工岗位上离开，开起闻鹤堂之后不久，他所在的那家书房——海心书房，便因为网络阅读对纸质出版业的冲击而被迫关门大吉。可以说这又是一次“避祸于事前”的经历了。然而，三益先生却迟迟没有对这段经历产生类似之前的疑问，当河内同学遵照我们的指示，借故向三益先生问起这一节的时候，得到的是这样的答案：
“我离开海心书房的原因倒没什么奇怪的，毕竟因为校稿过后还有错字，太过于疏忽，所以被解聘了嘛。”
校字工不比原作者。原作者不是出版社的雇员，他所作出的改动并不能为出版社带来荣誉或责任；但校字工承担的是“保证出版方不出现排版错误”的职责，一旦这一关失守漏过了太多字词错误，连作者也会找上出版方讨要说法。因此三益先生被开除的理由，倒有那么些情理之中的意味。
“校书漏过了几处错误也不至于会开除啊？”看上去合情合理的回答其实也并不太经得起推敲。出版社进行校对绝不止安排一道，一校过后还有二校，重要的书目还有更多道。按照我所了解的业内认定标准，第一次校对后，查出原有错误的85%便算合格；二校则是对一校残存的错误再达到80%的消除率；最后遗留下的错误率小于万分之一。与“细心不可能贯穿一本书的几十万字”一般，心不在焉的状态同样不可能贯穿于一本书5到7天的校对周期里。就算偶尔有心不在焉的情况，校字工所负责的字词错误属于低级错误，应当是绝大多数都能看得出来的吧？我们将这样的疑问也转达给了三益先生，得到的是如下的回答：
“几位同学，我这个心不在焉可以说是发生在最差的场合下。虽然在校一本普通的书时，漏掉几个个别的文字错误，只要灭错率在一定程度以上就没问题，但我的心不在焉，是在我校对字典的时候发生的，你们也知道，字词错误发生在其他出版物中算不了什么，但若是字典的字词错误，恐怕就不那么轻松了。”
字典的正误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使用者的正误观。要是字典出错，许多人的判断也有可能受到影响。我也知道，《大辞林》《广辞苑》等知名辞书，它们由规模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出版社印刷，那里的“校字”也是出了名的严格与负责，在市面上买一本这种权威辞典，或许其中的解释存疑或有争议，但其中必然不会有任何一个字词错误。海心书房在网络阅读的冲击下败下阵来，这样的小书房势必接不下这种权威辞典的生意，也就是说，三益先生所校对的辞典，充其量不过是一部有地方性、专业性、年龄段等标签之一的特殊辞典，仅面向小众用专门优势抢下若干市场的那种。这种辞典里出现字词错误，想来却也并非不可原谅。
“海心书房这种小出版社，十年八年能接到一本工具书的出版任务就了不得了。”我家有许多工具书，我能肯定，工具书的版权方要进行出版，首选的也是有合作关系、校对严格的出版社。这样的思考给了我另一条挖掘的方向：“既然知道了三益先生作为书房校字工的经历发生在那时候的海心书房，我们找寻一番这家书房曾出版的工具书。根据这十年八年一次的默认频率，应该很容易对应到到底出版的是哪一本字典。再请河内同学找一找这本工具书的实物，我们便能确定三益先生到底是不是在说谎了。”
于是，河内同学走上了山形的旧书店。我在霞浦类似的场所混迹已久，算是老油条。山形与霞浦的旧书店套路大致相同，在我的遥控指导下，河内同学将这本数年前的工具书找了出来——《诗经》名物辞典。
《诗经》是一部唐土早年的典籍，其中有非常多的名物。由于当时尚未有统一的命名系统，各地便生造了无数的汉字用以命名。时至今日，考究这些名字到底是何归属便成了一门学问。我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细井徇出版了一册《诗经名物图解》，将诗经里的名物分为草木鸟兽虫鱼六门并分别绘图，但缺乏考证，以至多有差讹。这本海心书房出版的名物辞典，内容上同样是分门别类，对每一种名物加上了现代的考据成果，并换上了更为准确的图片。
“三益先生要校对这种东西吗？”我的头上不禁泛起若干冷汗。“《诗经》里的汉字，我们绝大多数非专业人士都不敢说能脱离字典认得个十足。河内同学，能随手拍一张，我看看辞典上的文本和画面吗？”
于是，我开始品读起三益先生曾担任校对的这本字典。虽说只是个别的几页纸，但由于它实在是过于专业，以至于我也必须拿起我自己这边的相关材料才能加以印证地阅读。就实际阅读的体验来说，字典的文本与图案本身并没有什么基础错误，但字典信息的学术性却只能是一家之言了。比如诗经里多次提到“杞”这种植物，但由于地域的不同，这个字所对应的植物也各不相同。比如有的研究者就指出“诗有三杞”，也有的持不同意见。字典采纳的自然只能是一家之言，自然说服力就没有那么高。
“我读了这两页之后的感觉是，这本字典虽然算不上什么学术界有说服力的著述，作为普通人了解诗经里名物的工具却也足够了。三益先生作为校字工，他不可能对文字的学术取向负责，只能查证有无字词错误。可我阅读这选取的几页，并没有发现什么字词拼写的错误啊？”
“嗯……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啊。”
“既然这边走不通，我们只能从结果来倒推了。三益先生因为这件事情被开除，我们可以认为，三益先生的校对出了相当严重的差错，并且错误是不可容忍的。小书房的校对是由同一个人多次校对，那么也不用管三益先生被安排在哪一道校对里。若是正稿里非得用放大镜才能发现的错误，我觉得也不至于会让他被逐出出版社了。既然是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肉眼可见，都不用细想就知道的错误’被放进了正稿。这本名物辞典解释的是生僻文字，之前也说了，普通人没有谁能肉眼就肯定一本唐土古籍里的汉字写法的正误。所以我认为，这个明显的错误便是配图。”
诗经里的飞禽走兽、草木虫鱼，除了我们叫不出名字的，还有许多常见的名物，比如桃、李、松、柏这些常见的植物，看到文字下的配图，我们便能很快知道它正确与否。于是，我请河内同学将辞典里的所有配图一张张放到摄像头前，由我们来捕捉这“一眼可见”的错误。
诗经里的名物大约是一二百种，常见的不过三四十。一张张扫过，判断有无明显错误的时间也不用太久。奈惠作为饮食经验丰富的人也在一旁参赞。但将这三四十张，哪怕是一二百张都逐一看了一遍，我们也没有发现什么基础的，文不对题的错误。
“既然不是图片信息上指鹿为马的错误，那就只有这一种可能了，张冠李戴。”
图片是对的，配上的字也是对的，但到了《诗经》里却又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之前也查过，图片与义项的解释都是配套的，没有图片与解释不符的情况。但“图片与解释都错了”的情况又属于学术错误，校字工是不用为之负责的。于是两相排除，最后的情况就只剩下张冠李戴的情形。就是“文字解释与配图都是正确的，但它就是错误的”。比如，我一眼看到了这样一张图：
在《鹤鸣》这一首诗歌当中，辞典对“鹤鸣九皋”的鹤、“爰有树檀”的檀、“其下维萚”的萚分别作了解释或参见，这些并没有问题。但正当我反应到“闻鹤堂”的店名正是来源于诗经这一篇目的时候，我不由得打起了精神。注意力的这一集中，我便发现了一个问题：《鹤鸣》的最后一个解释——“其下维榖”的“榖”，是一个在辨识与训诂中非常容易混淆的误区。
“榖”是一种树木，说白了便是广泛用作造纸材料的楮树。但“榖”这个字，却在字形上与一个更常见的字十分形似。“穀”，也就是谷物、庄稼，在唐土被简化，但在这个国度还依然保留着原始的表意字形。两个字形只有左下“禾”上有无一短横的区别，不细看是不会区分的。
“可是，这是一个一眼可见的错误吗？”奈惠表示了疑问。“除非是细看这两个字的字形才能发现其中的区别，而且我们就算看到‘榖’字，第一眼反应到的也是谷物。这图片上也是黄澄澄的稻穗，解释也是说庄稼，并没有文图不符嘛。”
“但这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了。甚至只要是稍微对《诗经》有些了解的人都能发现，所以在这本字典投入市场后才会招致如此大的批评。这个常识是：《诗经》只有比兴，没有对比。《鹤鸣》有两章，第一章对应位置的‘萚’是一种恶草，那么第二章对应位置的‘榖’就不可能是象征嘉善祥和的庄稼。出版社在正版发行后因为这种低级错误被阅读者们千夫所指，所以开除了一批责任人员以谢罪。不过我也挺为三益先生而不平：他没有《诗经》的阅读底蕴，估计他也校不出来这种错误。倒是编纂这些材料的学者，这个身份理当有这种常识，却将这个错误的结论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文本中。到头来……”
我似乎想到了什么。
“果然，三益先生的身后站着高人啊。”
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字典，除了是字典，还可以是一张“名片”——作为业内学者“著述颇丰”的实证。学者只求自己的文字能够出版，所以也不会太挑剔出版社是否出名，这也是海心书房能够出版这种书籍的一个解释。但学者自己却因为常识有欠而在所有熟悉《诗经》的人面前丢了丑。为了挽回颜面，他也利用了这个错误过于低级的便利，将这个错误推给了书房的校对人员。
“我是专业的诗经研究者，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定然是校对人员不知道‘榖’这个字，将它当做‘穀’的错误并且修改。”这应当是他的解释了。
“可是，三益先生结果还是被开除了啊？”
“但是，开除并不代表这就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