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得知了突击考试的时间和范围，若是平时我将直到考试开始前一刻都为之窃喜，但此时我开心不起来。
透过窗孔，目睹了稚童们在单调的天空下互相掷着飞盘，我该为此赞美真善，但此时我开心不起来。
在霓虹灯光的跃动下，夜宵摊的年轻老板娘因为炸虾短货而为我加了些小菜，还搭上一瓶可乐，但我就是开心不起来。
理事会元年3月19日，黑白建筑之下、灰色天空之下，一个头套着密封塑料袋的微胖男人死在公园里。监控记录显示他们可以救他，他们从他身旁路过，他们从他身旁绕过。他们中的几人露出了令人倍感乏味的笑容、用廉价的量产智能手机拍下几张晃动的照片；几人将头偏在一旁，默不作声、加快脚步。几人上前驻足停留了半晌，仿佛是从这个人的衣着认出了他，但他们没说话，只是目送着他走了。
理事会元年3月19日晚，评论界的金发女王宣布即将发布一个可能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消息，大家都以为她可能会结婚，大家都以为某个历史上的污点会被揭开，大家都以为某个巨星将会陨落、将会身败名裂。
理事会元年3月24日，她出现在会场，并对着无数个话筒、对着无数个镜头说“他死了。”
开始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她背后的荧幕上出现一份有上千个名字的名单，她没有回头，那古朴庄严的主席台上也没有任何的小方屏，她只是说——他死了，仅此而已。
理事会元年3月30日，那上面的名字已经上万，大家制作了一个专门的网站来让人搜索自己的理想与目标是否在上面，也有无数个欺世盗名之徒被拉下神坛，若只有那九大艺术，可能大家只会把他当成又一个可以登上教科书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但当上面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名字时，再也没有人能冷静下来了。那些名字带大家想起了很多曾经不敢细想的诡异之事，那些只能用阴谋论解释的怪异、那些科学界的大发现、那些奇妙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
理事会元年4月1日，无论是连资助人名字都不知道的病童还是心机最重的大财阀，都恐惧、感动并哭泣着，他们重复着一遍又一遍，仿佛那三个字永远无法从他们脑子里被去除
——他死了。
“好啦，我亲爱的甜得像蜜的小屁孩们，来感受下大人们的残酷吧~~~突突突突儿击测验开始哒！”
在他消失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们班主任承诺的惊喜在完美的颤音后如期而至，但我高兴不起来，也不会因为那件事以外的任何情况悲伤了。
“你们知道规矩的，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作弊，不许交白卷，不许乱答题，剩下的你们自由发挥吧——”
冬夏不变的黑西装，一条深红无花纹的领带系在这个面容发型从未变过的男人领上，如往常一样他的言行充满了戏剧效果，仿佛外界发生的事完全与他无关。
“对了，额外补充一句，那谁谁谁可不许用隐形墨水在卷子上画个猪头啊，画个猪........咳咳，头.......”
他哽咽了一下，假装咳嗽了两句实际是在用手一下又一下地刮着人中。我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大家都知道。
卷子默默地发到了每个人的手上，考场如死一般的沉寂，连笔刮在纸上的沙沙声也没有，窗外既没有飘雪也没有飞鸟，阳光凝固着，两个小时没有变过。
没有下课铃声，没有哀歌，没有英雄归来的奏鸣曲，没有一个舞台上的疯子班主任，也没有底下调皮的怪物学生，连死一般的寂静也没有，只有一件事还留存于世：
他死了，不会再回来了。
“......”
我们彼此间没讲一句话，各自恍惚地拖动着残躯，在溅落在薄雪的污渍上留了几个扭曲的脚印，各自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但每每回忆起那些璀璨的名字便痛苦不已，我迷惘地抬头向楼缝间的天际望去，如同在寻找一个唯一的答案，一个可以终结我痛苦的答案。
一个男人站在高塔上，他想要跳下去，但他又不断止住了自己的脚步；他想要呐喊，却又叫不出声。
我能远远地看见他在高塔顶端像个虚影般舞动着，将领口的扣子连同领带一并扯下，我能看见在他破碎的眼镜之后流出了血泪，但他又不能轻易地了却自己的生命，他不得不停下对寻死的渴求，不得不紧紧地攥着拳头跪倒在高塔上，不得不咬紧牙关接受眼前的现实。
我明白，我们都明白，任何人都知道他为何会这么痛苦。
理事会元年4月7日，最先振作过来的是校内的杂务人员，随后是政治老师，听着他讲着那些基本的哲学与现象分析，我们稍微地从绝望深渊被拖出来了一点。
4月13日，杀人鬼的新闻重新出现在了报刊上，第一个开口的是班上的大小姐（其实也不能算是开口，只是在桌上轻轻地敲了几下，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懂得）。
4月25日，往常的生活又回来了——至少是表面上的，随着话题的转变与圈子的重建，大家进入了一段新的磨合期，但幸好门口快餐店的套餐类型未发生大的改变。
5月2日，随着小假期来临，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去审视之前的事，虽然都不愿意提起，但几个表现良好的欺世盗名者金盆洗手退出了圈子，更多的人被唾弃着，不知何时能终。
5月17日，这段时间是名人自杀的高峰期，没人会原谅他们、没人会保护他们——没人会原谅他们的家人、没人会保护他们的家人，他们的财产被无名的人践踏在脚下。
6月1日，无知的孩童在草地上玩耍着，大家都知道审判已经过去了，那个短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书本再也没有被印刷过，现在他是真正的死了。
“......”
我知道有人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当然清楚这一点，随处能看见喷绘与海报，上面唾骂着这个社会的不公，借着他的名号想重新再来。
班上有人传递着一个社团的网站号，他开始被宗教化、神格化，大家自发性地被骗，大家自发性地退出，像是个纪念仪式般，他的衣冠冢也成了圣地。
一些伟大的人提出一个概念，他们把他变成了一个玩笑，将不可能的黑暗强加到他身上，甚至有的人将他当作外星人，也有的人将他当成一个团体的共有名号。
我们接受了，我们又一次地谋杀了他，他的著作被修订、重印，他的游戏被修改、重发，他的画作与雕塑被诱导性的评论覆盖，音乐也失去了本色。
我们知道只有这样他才是真的死了，只有将一个又一个概念加在他的身上，将他分裂成无数个灵魂，他才真的被杀死了，我们都明白这一点。
“在他死后不久，另一颗黯淡的明星被发现死在家中，手里捧着一杯白葡萄酒，脏得像一幅画。”
一个颓废的艺术生从绝望与孤独中觉醒，在一个闲暇的午后道出了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忽视了
“没人知道他死了，没人知道他的死因，没人知道他为何而死，没人为之调查、没人为之追悼。”
他轻轻地用铅笔头在桌上画了一个工整无误的十字架，嘴里念叨着一首不知名的挽歌，没人听得清他在讲什么，他自己也听不清。
在这么多天的失踪后，隔壁班的自杀者被发现死在家中，他远在他乡的父母是否会为之痛心哭泣？是否会因为还有另一个孩子而稍感慰藉？我不知道......
6月12日，一个注射了大量毒品的学生从天台上摔下去，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透过教室的窗户，没人哭也没人笑，仿佛这个像鹈鹕一样的人从未存在过。
6月13日，班主任例行地就此事向我们作出了解释，他什么也没说地在黑板前站了一节课，随着下课铃的响起走了出去，我们都明白是为什么。
6月18日，翻看着自己曾经拙劣的模仿之作，我终于露出了笑容，同时嚎啕大哭了起来，像是个未断奶的婴儿般狂颤不止，在午夜零点恢复了平静。
几天之后，带着不算太好的成绩结束了这个学期的学习，大家各自约好了暑假的去处，班主任也恢复了以往那舞台角色般的夸张，虽然我们都心知肚明
——但大概我们都不会再提起那三个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