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着小雨，弟弟来敲门。我开门时，他脸上满满的不耐烦。
门一开，他就冲进来，“姐，我借你三百块钱，有急用。”
我恨铁不成钢，“我每个月工资一共一千五百块，你已经“借”走了一千块了。你倒是替我想想，我还得吃饭还得交房租啊！”
弟弟听不进去，“接，快给我吧。我知道你一个月挣得不止这些，酒店不是还可以陪酒吗？你一次得挣多少钱没数啊。可别骗我了，赶紧给我钱吧。”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甩手给了他一巴掌，“我告诉你，我从今往后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他也恼了，一把推开我，因为他用力大，我一下子坐到了地上，他头也不回地开始进屋翻箱倒柜地找钱。
我看着他发疯似的找钱，不禁感到心寒：这究竟还是我那个朴实地弟弟吗？他什么时候变成这副模样了？
现在想想，改变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完成的。每次弟弟来要钱，总会有些改变。有时候是一件名牌上衣，一双耐克鞋，一块手表。渐渐的，初到县城里的方格衫，方口布鞋和农村人的朴实消失不见。想到这里，我苦笑起来，外面的世界当真是吃人不吐骨头。
弟弟翻了一圈，拿到我剩余的工资后心满意足的走了。临走留下了一百块钱，说足够我这个月的生活费了。
我漠然的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衣袖上的灰尘，心里觉得这里是呆不下去了。
我当天就收拾好行李退了房子，看着手里少得可怜的行李，我无奈的笑了。我行李还是刚到县城的那么多。在外拼死拼活打工一年，到头来或许连弟弟的一身衣服都不如。
我出神看着窗外的雨，看着眼前的景物飞速后退，对未来一片茫然。弟弟走后，我选择到省城去。相比于县城，省城自然是大得多，人流量也大，找个简单的工作，并不难。
我选择做酒吧的服务员。走出小山村到现在，改变的不只有那个不成器的弟弟，我也在改变。我开始急功近利，渐渐变得拜金。酒吧的服务员有小费，要是遇上个出手阔绰的客人，真的能比在酒店里做服务员多不少。
遇见仁川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这一天或许是注定的。
那天来了个客人，姐妹们都觉得这个客人身份不一般。我们谁都不去他的桌前，但是谁都好奇，包括我。于是有个姐姐就说，“咱们来打赌，看谁能邀他跳支舞，我先来，我赌我自己。”说着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放下一张毛爷爷。
很快，这位姐姐就一脸丧气的回来了，对着我们摇了摇头，示意她失败了。
她们没有一个成功，看着桌上的钱，我觉得可以一试。大不了就是各人拿回各人的钱吗。
“我去试试。”在她们惊异的眼神中，我向仁川走去。
最后我赢了，我拿到了钱。我发现仁川并不是那么难以接近，只是她们用错了接触的方式。
半年后，我成了仁川的“女朋友”。在姐妹们看来是一个让人嫉妒到眼红的身份，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女朋友”的称谓有多么名不副实，多么勉强。
再后来，我通过仁川的关系成了模特，再成了超模，和公司里的人渐渐熟络。
到现在，我猛然发现，以前的那个正直豪爽的赛琳娜如今只剩下一了一副躯壳，骨子里的直爽再也不见。现在的我，让我自己感到厌恶。那个攻于心计的赛琳娜，还是我吗？
当时我是怎么想的，竟然让人去陷害楚楚呢？我努力在脑海里搜索，竟然很难忆起当初的心态。
别墅外暮色苍茫，春夏交替的晚上，有一点冷，但我早已神游天外，浑然不觉。
手指间的烟已经燃到尽头，我起身倒了杯水，又点了一根。
那一晚，我在二楼露台的藤椅上坐了很久，脚下是一地的燃尽烟头。
最后，我打扫完烟头，在仁川身边悄悄躺下，临睡时，我好像看到仁川轻轻蹙眉，再回神时，却是一切如常。
或许是我眼花了吧，我静静的闭上眼入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