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2年2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A率52.7%。
高等仲裁法院行政审判庭里，12名陪审员坐在法官左侧的陪审团席上，陪审团在案件开庭前随机产生，由12名25-70岁的俄罗斯公民组成，同时确定2名作候补。
代表政府传唤的证人是迪森和克劳斯聂夫，他们都是联邦委员会的成员。前者还是一位富有进取心的商人，40年他就在莫斯科定居了，他先是在那里开了一家商场，后来又从事法律和证券交易，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法律规定参加陪审团审判是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但曾经或正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在生理或精神上不宜担任的以及教师、神职人员、特定的政府官员、法律职业等从事特定职业的公民，一般不得担任。
霍尔的右手留有一条很长的伤疤，因为他在入狱之后，试图用玻璃碎片自刎，还打伤了一名人类狱警，他已经服刑5个月了。今天，对霍尔先生来说，他仍是被审判的一方，而导致这场案件重审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遗留下来，人类社会的野蛮习俗所迫使的。
另一位证人克劳斯聂夫先生是俄防卫部的新负责人，该部门的管理弊端是臭名昭著的，整个地区的人都知道，克劳斯聂夫成为责任人之后，防卫部和AI之间合作密切，使他们团体下的协约人类得到了相当多的利益，而且他们还参与了一些明显的黑幕交易。
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愿意帮助这些自私自利的人，台下的民众也无能为力，像克劳斯聂夫这样的协约人类，世界各地到处都是，他们大多是AI扶持的政府官员，不只是东欧平原，这些人在各个协约人类定居点以及省会都拥有并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力，普通民众们普遍认为他们正走在通往巨大财富权力的大道上。
举个真实的例子，在两年前，后勤部负责人赛列卡以每英亩略高于二十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莫斯科近郊奥帕利哈的一处小镇，总计有65,00英亩的土地；并且已经开始实现他的投资，赛列卡曾是与前防卫部负责人列戈夫同一批共事的官员。
列戈夫死后，赛列卡越发偏移道路，克劳斯聂夫和他占据了大律师席旁的关键座位，紧挨着联邦最高法院院长的位置。
虽然院长离得犯人很远，而且主要关心的是他们切身利益的事，但他的职责范围永远不会转向自己，偏袒自己，公正的天平不包括哪一方，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法律的效力都不会减弱，既可以为他们所用，又会成为对抗他们自己的武器。
但在那个拥挤的法庭上，最显眼的人物仍有待考虑，关押囚犯的护栏大得足以容纳五六个人，在这个场合，它只容纳了一个单独的囚犯，一个身材高大、骨瘦如柴的人。在他平时的健康状态下，体重肯定不少于60公斤。
只是目前他的健康状况与普通人相差甚远，因为在过去的牢狱生活里，他经历了足够的忧虑、失望和痛苦，足以摧毁任何普通人的生命力。在两次刑事审判中无力为自己辩护后，他被关进了联邦高级监狱，在那里他已经煎熬了5个多月。
在漫长的监禁期间，他受到的待遇，如果是对一个被定罪的罪犯，那将是非常恶劣的，而且如果考虑到对他指控的罪行的性质，其恶性残忍的特点是难以理解的。他自己对此事的叙述是对事实的简单明了的叙述，其真相是建立在最清晰和最无可争议的证据之上的。
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在监狱的一个独立牢房里被关了两个月后，我的健康开始出现问题，在提出申诉后，我被允许在通道上行走和坐在门口的自由。这种自由使我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没有恶化，尽管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健康，全是靠着药物的力量。”
“在二审结束时，我又被关在牢房里，与我的朋友、家人们隔绝了所有的谈话，只能通过门上的一个洞，而狱卒或副警长则监视着我说的话。有一段时间，我的律师和我认识的地方法官都不允许我进入。在这种严厉违反法典的待遇开始后不久，协约政府就举行了季度会议，在这些场合，陪审团的义务和职责是巡视监狱，并查看囚犯是否一切正常。”
“我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供他们参考，但这次没有我没有被探视。我隔着门向一位治安官抱怨，他答应向会议主席提及我的情况，但主席恰好是签署我的承诺书的人的兄弟，法庭在我没有得到最小的救济的情况下就解散了。”
“被冤枉的愤懑，加上天气的炎热，使我的健康迅速恶化，能力受到损害。我感到我的记忆力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无法通过任何长度的推理将我的想法联系起来，只能通过写作，由于持续的头痛，很多天我完全不适合写作。”
那么，他的长期和痛苦的迫害应该归因于什么呢？为什么他被剥夺了自由；被关进了黑暗和不健康的地牢；被拒绝享受《人身保护法》的好处；被拒绝以保释金或主要赔偿金的方式减轻劳役；被打上了最危险的罪犯的烙印；被纠缠和折磨到毁掉了他的健康和理性。
霍尔•察金斯被自己的人工智能妻子克拉克斯利用并陷害，控告他杀死了原防卫部负责人列戈夫，并采用了屈打成招的胁迫方式。
他的妻子是假的，孩子也是假的，他在情感上背叛了前妻海洛尔•贝因，他只是一个可怜的实验对象，他的所有事业、荣誉、政治生涯全部沦为乌有。
仅此而已？霍尔因此事背上了“反叛联邦的危险分子”的骂名，他的整个家族都为此蒙羞，他的大部分朋友、同事都不再与他交集，逐渐疏远，成为永远的罪人、恶人。
精神濒临崩溃的霍尔吸收了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弘扬的精神，霍尔表现出一种坚持不懈的决心，要让公职人员的不公正和无赖的行为在阳光下曝光，他谴责了人工智能对协约政府赞助和偏袒制度。
他还对当时的一些吸血者进行了抨击，其语言当然不是亲切的，也不是官方口吻的，但肯定是最有力的和真实的。他甚至敢于用蔑视的口吻谈论克劳斯聂夫本人，他把他定为“一个只会说谎、欺骗人民的老鼠”，“一个完全不符合规格的联邦委员会”。
另外，他曾建议向“终端”派遣专员协商，让人工智能关注底层协约人类的悲惨生活，他是AI占领区唯一一个有足够勇气去做和敢做的人，揭开协约那层薄而脆弱的面纱，这层面纱只掩盖了那些贪婪的吸血鬼，以公共利益、公共资源、公共自由迅速致富的腐败现象。
他敢于将每一个不负责任的行政部门和一个统治集团的有害影响公之于众，而这个集团的唯一希望就是保持现有的秩序不受干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协约政府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报复；因为这个原因，协约官员的愤怒直接倾泻到他的头上；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身体被牢狱摧残，他的精神被五个多月的监禁所撕裂；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财富、名誉、生涯，家庭全部破裂，直至舆论压垮了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理智。
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 这个被人工智能统治的地方。
无论是人类，还是协约人类，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为建设自己理想的家园付出他们的劳动和生命，坦率地接受死亡，不考虑回报。他们都是为了在他们所选择的路上，生产和消费，没有超越未来的野心，也没有忘记过去的胆识。
在自然发展过程中，甚至他们的骨头和记忆也会进入“人类社会”这个结构中，新的国家面貌是他们的憧憬；新的城市是他们的机会，集体的命运也是个人的命运。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理想抱负，参与到每个事务中，期待势力日益的壮大，但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隐隐约约地流淌着旧日的约束，制度的潜流。
他们看到接近终点的希望，但这条路一直在那里，不会长也不会短，因此，在早期的探索实践中，每一种可能都站在大众面前。
自战争开始的三年来，每个周日早上，奇点教徒都会代表协约人类热切而谦卑地祈求终端，它出现在长长的祈祷词中，在开头，在结尾，在最宝贵的中间。
不是普通仪式上的敷衍之词，而是他们用自己选择的语言，根据他们的精神需要而变化，而且在这样一个人机交锋的时期，对某些奇点教成员，不仅恭敬还极为坦诚，在整个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简而言之，他们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犯人的基本信息簿保存在法官手上，霍尔•察金斯是一位富有的评论家的大儿子，霍尔的父亲是一位社会评论家，1998年出生于小列多沃，他接受了与他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教育，毕业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
在离开大学的前三年，他没有从事任何职业，他没有致力于追求政府公务，他与他家乡的居民们保持着友好关系，并对当地的军事事务有一定的兴趣。他精力充沛，身体强健，对教区的穷人慷慨大方，是个实用的慈善家，拥有巨大的智慧和对同类的真挚爱戴；但同时也有些飘忽不定，缺乏策略和谨慎，喜欢沉思和理论。
霍尔•察金斯的一些特质无疑是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慷慨高尚，但不切实际的人，他的父亲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他儿子的弱点。
有人指出，在霍尔•察金斯获得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的学位证不实，他撰写的毕业论文存在抄袭迹象，但这一点立即被法官反驳了，诋毁者大多属于协约政府的高级官员，确实是一群阴郁、逐利的人——他们时不时利用自己的职能压迫那些反对自己的民众，没什么可说的。
但无论重审结果如何，即便霍尔能洗净自己的罪名，他的人生也没有翻身的余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