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小说的重点就是营造压抑或是危机感，但长时间的环境渲染会让读者产生倦怠，从而削弱故事本身想要表达的含义。因此，试图避免这种传统写法的我选择了平淡的第一人称铺叙。起，承，转，合四章，囊括了大量看似平常但却可以推敲的细节。
一个故事的成功与否并非在于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在于如何体现人物的特性。比起只依靠出场设定的“角色”而言，有血有肉的人物更能给人带来实感。所有角色的性格与特点都可以从其行动，语言以及行动上反应出，并不需要严密的性格或是心理分析，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细节实际在无形中一遍又一遍塑造着人物。比如苏小姐在外人面前表现出犹豫，信中的措辞，以及说话方式，所有的一切都意在描画并稳固这个人物存在的特性。又如作为作为【我】同行者的丙这个角色，大大咧咧头脑简单的丙并不只是作为【提问者】来推动故事进展，其存在本身不可或缺，丙代表的，是无法感知鬼怪的【寻常人类】这一概念。
一切都围绕着公寓展开。廉价破旧的公寓，古怪的发霉气味，令人烦恼的呐喊声，半夜窗外出现的苍老面孔，久坐于楼梯口嗜烟如命的胖女人之死，以及难以摆脱的噩梦。所有这些令事件当事人苏小姐畏惧的现象，在“我”看来却并非真正的灵异。内心渴望寻找灵异事件，但却又倾向于对所谓的【灵异】加以逻辑否决的“我”理性的看待并梳理了事件之间的关联。相比于苏小姐【非理性】的恐慌心理分析，“我”对环境因素以及创伤记忆的考虑正是人类所谓【理性】的一面。随着故事展开，越来越多零散的信息显露出来。“我”整理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理性的梳理其中可能隐藏的关系，并逐步推导。一切都在结尾得以解释，一切都得到了合乎逻辑的理性分析。【该警惕的不是鬼怪，而是人心】，结束一切之后的“我”是如此感叹的。但结尾无名信件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所谓的理性与逻辑。本以为一切恢复正常的苏小姐没能逃脱厄运，但意识到这一点也为时已晚，就算将符咒贴在身上也无济于事。
逻辑的失败，是鬼怪的胜利。
但又怎么可能？
可能，因为很多细节被遗漏了。“我”所做之事，深入公寓也好，收集证言也好，亦或是拜访徐小姐住所也好，都是建立在这所谓【理性】的思考之上。但这【理性】又是什么？单纯的推理吗？不，那其实是“我”个人的傲慢。祖辈与灵打交道，父辈是现实主义的刑警，拥有这种复杂背景的“我”虽在口头上不否定灵的存在，但实际的行动却正相反。被称为专家，“我”无形中也忘记了自己的初心。“我”对身边的人做了各种各样的分析，行动模式，以及背后动机都在描述之中。但这过程却并非平视，而是俯视。所谓调查，实则却是在寻找能支持定论的证据。对“我”来讲，这个事件在接到邮件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无论是一开始的心理分析，还是后来终止调查，这一切都源自“我”的主观判定。当“我”对丙说起徐小姐“有什么目的”时，殊不知在徐小姐看来，“我”的所作所为亦是如此。而就是这种傲慢，造就了逻辑的失败。
“肤色发白，皮包骨头，发丝稀少，这是典型代谢异常的病患表现”，面对丙的疑惑，“我”是这样总结的，“可能是长期接触罂粟根茎导致的神经失常吧”。 所谓逻辑，就是为想法寻求支撑的借口。“我”看到的，只是老人与罂粟之间的关联，却忽略了证言中同样“皮肤惨白，和骷髅一样”的细节。并非有意忽视，而是对从一开始就否定灵异现象的“我”而言，这其中不可能存在关联，自然也就不会在意。
“站台的老妹”，“美人痣”，相比于死人事件而言，这样模糊的描述无足轻重，但“我”却格外在意，只是因为“美人痣”这一描述与宿管婆婆的形象有重叠而已。这一点重要吗？不见得，但“我”却提了出来，只是为了证明“我”对宿管婆婆的怀疑不无道理。也确实不无道理。
可以说，一手造就苏小姐悲惨结局的就是“我”的傲慢。
【该警惕的不是鬼怪，而是人心】，这句话倒也有些意味。
那么，鬼怪的胜利又在哪里呢？
【毕竟真正的恶灵可以装作人的模样】，“我”站在电梯前如是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