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存在于一个故事里。
之后我便会存在于所有故事里。
我知道一些毫无关联的东西有时会显得神秘莫测，随着电影拍摄的镜头胶片没有底线的递增，最后把无限的概率连同所有的概念都毁灭殆尽，变成一个没有结局的轶事。
我们为了求得绝对空间的对称，不得已牺牲了一切，把延展性拓开向更宏大的公理法则，超越矛盾的限制。
艾克兴公路象征着无限与生命的纽带，我和弗雷敏在同一时刻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我们的汽车停了下来，远处山川凸起的脊椎逐渐下沉，夕阳西下，我们抵达了旅途的终点。主观选择把计算线程带回到1983年，又是一个清奇的年份，艾克兴公路周围已经只剩下空白，我和他在一个岔路口告别。
我问，接下来会怎么样？
接下来我会走我的路，然后我会死。弗雷敏说。好比你母亲的艾克兴公路会带她走向夏利，而爱德华的路会带他走向莫斯科。艾克兴公路只会选择主动迷失的人，现在你的路也在前方。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吧。那边的故事结尾只属于你。
可是，你要去哪里，我问。
我们走过的道路是相同的，但是最后你只会属于萨特的咖啡馆，而我则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永无止境的推着巨石，靠着正视来反抗……你可能觉得那是一种不明所以的勇敢，但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千古流传的智慧。弗雷敏说。记得吗？我们是两个由花园同时迸发的抉择。
我不知道他想说明什么道理，我只是意识到，这次分别之后，我们便再也不会见面了，但此时我还是抱有一丝希望，便开口问弗雷敏。
我们还会相见吗？
然后，我第一次看见弗雷敏面容上露出的惆怅。
如果是浪漫主义，我就要说“会的”，可事实是，我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答案是我不知道。弗雷敏说。很抱歉，但我真的不知道。
之后，我们又说了会儿话。再之后，他还是离开了。
我看着他离去的路，心想着自己怎么不追上去……直到我重新察觉到自己存在的意图。
于是我只好继续向前。
转眼，我回到阿德罗格的旅馆，房间的光线昏暗，好像某种黄昏。房间里有两面镜子，一面镜子安放在入门处，跟别的房间一样。另一面挂在房间尽头的墙壁上，旁边是面向大街的窗户。房间的书架上《动物农场》还在，《燃烧的原野》还在；多出了几本阿尔·D·罗伯特的书。我站在门口，望见里面许久未动的家具，就好像观看起某些陈年旧事的幻象。剧场的角色分割成众多的副本，寰宇围绕着我旋转，好像画框被撕裂，又成为每一个角色故事中独立的部分。时而真实，时而虚幻。
叙事便是割裂的……由无穷可能性的叙事所构成的集合被掌握在一些高阶无限实体的思想里，但明明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东西不是按照记叙方式存在的，称之为超叙事和超验的生命站在剧场的看台观看这场永恒循环的演出；每一次的故事在一些细节上都会不同，只是出演的角色并没有注意到那些变换，比如第一幕中的弗雷敏并没有追上走出咖啡馆的我；第二幕我们所搭上的卡车把公牛广告变成了可口可乐；第三幕的公路荒原变成了罗斯科门的绿洲……剧场主用种种因素调整着叙事方式，不过与之比起来，我的故事也太过普遍了。
要是弗雷敏还在，一定会指着前方叫道，看，海浪一样的现实被堆积起来，初步理解到整个多重宇宙的运作模式，就轻易可以把每一件事情联系起来。
哪怕规划到一些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曲谱上，斗争依然不能避免，剧院里的不和谐之音无处不在。
剧场主尝试把我们的故事风格做出伯勒斯的分屏效果，屏幕在眼花缭乱的信息传播中，企图通过重构的语句画面来摆脱理性思维。艺术频道，记录频道，音乐频道来回、相继切换，无数的编剧发出抱怨声，他们更希望乌麦尔式的公路片或者是一部弗洛伊德式的喜剧能在剧本里出现，而不是一副抽象派的作品，无奈只好另辟蹊径的画出众多宇宙的分支。
包含无穷叙事层的高层宇宙被人为的折叠成了无数种数学递归模式，但却遵循基本的数理原则；哪怕叙事方式变成阶梯，变成高塔，每一层都被超穷数级别的递归延拓开来，再往上的倒金字塔变成了更大基数的更替，超越无限之上直至上超无限。终于受不了叠层替换的生命们干脆扔掉遥控器，放弃了观看这类节目。
我在临近公路的终点下车，就像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我看到一颗燃烧的树在路边，屹立不倒，就像在等着我。待我靠近时，却又消失不见。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写到了那个总是在他的咖啡馆里预见的虚无，就像不停在纠缠着存在本身的鬼魂，在那个小小的街区里，世界的偶然和宇宙的众生都簇拥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在萨特的咖啡馆里，自为存在和自在存在总是相互出现，后者的确过于充实，以至于我们无法说出太多东西，对于前者，自为只是规定自己存在的存在，如同众多纷繁复杂的个体呈现。我无法解答丰饶辽阔的世界的最终答案会怎样出现在这家咖啡馆里，也许是因为意识的自由反而也需要一个客观的对象承载，可注视着的客观在他者自己眼里是一种不能理解，仅仅只是知晓其存在的自由，反之亦然，结果就是我与他者的自由无法并存，一种荒诞感延伸开来。
花园中的生命把书页翻回，把录像倒放。
你看，我能再重复一次刚才人类的毁灭。
你看，我能再重复无数次刚才人类的毁灭。
咖啡馆布满着仪机，我只是选择了我们想见的那一台。
某个胶片的片段中，我和弗雷敏成为了谱写剧场主剧本的写作者，又自给自足的把我们写进故事内，我们不停的写作，飞舞墨汁，无法停下手中的笔杆。我不禁怀疑正是那个作家的我让所有的我都下意识的开始写作，成为写作者……不是爱好，不是痴迷，只是纯粹的意志驱动。
萨特同样在《什么是文学》里写出了那种作者与读者的辩证关系，承认双方和多方供认不讳的自由。可只是能被容纳的自由刹那间转瞬即逝，因为读者眼中的客观作者让作者自身并不能理解。人们总是把外界和客观混淆，好像一旦排除自身，剩下的便是客观世界了，殊不知按照贝尔不等式(∣Pxz-Pzy∣≤1+Pxy)的解释，宇宙的因果是同时且相随的。
故事发展到最后，所有角色都会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即便未来会在其他的某些地方重新出现，角色再被提及，可是能够确切去发展自我的那部分终究还是死了。也正是如此，人类才称得上有灵魂，我才认为哪怕永恒和无限也会有着the end of all ends的标签。
我走下剧院的舞台，离开自己的叙事方式，看着那些东西把目光聚集在舞台上，急切地想要寻找我的身影。剧场主将红色的幕布落下，故事已然结束，但叙事还在持续，我也不再是舞台上的角色了；艾克兴公路牵引我走过观众席，走出剧院，走出那框住我的书本和页码，别无其他选择，我此时只能随着道路继续走。
艾克兴公路的尽头，那颗树再次出现。
这颗树是留给我的，一颗非树。所有叙事方式与叙事方法之神。
它的出现象征着故事的终点，非树便是所有故事结尾的那个句号。
the end of all ends也许指的就是它吧。
我的结局和他人没什么不同，因为软弱而延续生命，又死在必定会发生的偶然上。
不过，能看见这种结尾记叙的实体化，倒是头一次。
非树问，在一切结束前，你还需要什么。
我说。
如果可以，我想再看一遍《都灵之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