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川女士之后，是西庵先生最后一位怀疑对象，住在笠间的竹生先生。他是来自滋贺的考古学家。西庵先生之所以怀疑他，正是因为他是在这段时间内，唯一一个公开接触了高松冢邮票的人。
“二十多天前，竹生找到我，说想临摹我那套高松冢邮票带回去研究。他是考古学家，这个要求我也觉得合理，于是只要求了他来我家临摹，并且不准把邮票带出我家，便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在三周前的下午，他带着画具来到了我家。”
西庵先生正在叙述当时的经过。“我当时便在他旁边看着，一来评判他的临摹技法，二来顺带着监视。以我的眼光来看，他临摹的手法倒是不差，不过速度实在是慢。一个下午过去，他才堪堪临摹完第二幅。我本想留他吃晚饭，但他坚持说自己上了年纪，必须尽早赶回笠间去休息。我只好答允他，让他把最后一枚邮票拍了照，再送他出了门。”
“诶？西庵先生不是说，最后一次检查邮票是在一个月前吗？但这次发生在三周前的事情，不也可以看成是对邮票的确认吗？”
“我就是现在想来不对劲，才没把这件事件当做最早期限的。我说的一个月前，那是我拿着放大镜仔细赏玩，确认这套邮票的确是真品的时候。这次，由于我一来就一直在旁边看着，眼神没有离开，当时我是不信他会有机会掉包；二来他也是拖得挺晚了，我也急着想送客收拾，早些休息。一来二去，我当时便轻信了，觉得他没法对我的邮票做手脚。但现在想来，我却觉得他不是那么光明磊落。”
“这又何以见得呢？”
“我在和我经营会社的子女们商量过后，有人提到了间谍用闪光相机躲避保安追查的故事。我一个激灵，想到了竹生也可能是故意临摹慢，然后在利用闪光灯拍照时给邮票做什么手脚。这也就是我现在把他也当做怀疑者的原因。”
这未免有些风声鹤唳了。我在心里暗自想着。竹生先生走之后，西庵先生到底自己收起了邮票。就算匆忙无法细看，但趁着闪光灯的那一瞬间，又能做下什么肉眼难以察觉，同时可以影响到后面邮票不翼而飞的手脚呢？能够将邮票不留痕迹地分解殆尽的药粉，恐怕在这个年代还是异想天开。
“所以西庵先生甚至怀疑，他趁着闪光灯的一瞬间将三枚邮票换成了赝品，所以你才将确认是真品的时间推到了一个月前。是这样吗？”
“没错。”
“他是考古学家，考古讲求的是缓而稳健。长年在这种要求下工作，我认为他的手速不至于远胜常人。在拍照的那一瞬间，一枚邮票在镜头内，两枚在镜头外，彼此间肯定会有一段距离。要趁着一瞬间将它们全部收走，再换成赝品，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考古学者能够做到的。”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做了手脚。总之我需要的是判断，竹生到底有没有对我的邮票下手？”
“竹生先生之前是一位考古学家，那么他是如何产生对集邮的兴趣呢？”
“严肃地讲，他倒也不是像我们一样把集邮当**好。他收集邮票，归根结底是为了他的考古事业。一些他没机会去的古迹，他便通过邮票来研究其信息。他的邮票藏品也都是像高松冢壁画这样的，内容是古迹和文物的，其他花鸟虫鱼的他都不感兴趣。”
“既然是对特定的邮票感兴趣，那么竹生先生有没有像翼川女士那样，请求你将高松冢邮票转让给他？”
“他又不是狂热集邮者，才不会像我们这样对原印的邮票有特殊的执着。高松冢邮票，他早就收藏了发行量大，不值钱的加印版，这次找我临摹，他的名义是也加以比对。”
如此看来，竹生先生在西庵先生的眼中，是一位形象鲜明的执着的考古爱好者。换位思考一下，从竹生先生本人的角度出发，他与包括西庵先生在内的集邮者保持联络，为的也是从他们手中获取文物类邮票的资讯。便如他临摹高松冢邮票一样，入手与否并不重要，他更关注的是里面的图像和内容。他在西庵先生家以一个异常慢，技法却不差的方式临摹，也是为了尽可能保留完整、翔实的画面信息——那才是他心目中的重点所在。
不过，也不能说竹生先生完全没有一丝做下手脚的可能。从动机而言，也是能找到几条服务于“嫌疑论”的推测的，比如说，他未尝不想多赚一些外快；比起一套加印版他也更想拥有一套原版；他的性格里有“独占欲”的因素使然，换言之就是“我复制完了的东西不能再留存于世间”，等等。
推测终归是推测，具体而言还得从西庵先生讲述的过程来寻找证据。于是我又发问道：“能不能再向我介绍一些竹生先生临摹邮票时的细节呢？”
“是指怎样的细节呢？”
“只要是西庵先生记忆中留存着的，都请向我说说。”
“那我就详述一遍吧。那天上午，竹生在向我电话确认之后，便从笠间动了身，按照他不耐热的体性，我准备了凉茶等着他。下午一点半，他背着画板和一袋换洗的衣服，一身大汗地进了我家。”
“竹生先生是怕热的体质吗？”
“非常怕热。他身材很胖，在太阳底下待五分钟便会是一身汗。他也明白自己一身汗地去临摹未免不雅，于是事先也带了衣物，先在我这里洗了澡，然后才带着在空调房里吹凉下来的画板和我进了起居室。”
“邮票就是放在起居室里临摹吗？”
“邮票一直就收在我起居室的邮册里，我还不敢把它拿出去。”
“起居室的空间还是狭窄了点，不太适合拿一块大画板来临摹吧。”
“竹生一开始也想在客厅临摹，但由于之前翼川对这套邮票有想法，所以我起先对他也是留着心防备的。所以我只同意了他进入起居室临摹。并且在他洗澡的时候，我借着帮他把画板搬到空调出风口的机会，仔细看了看画板。我不懂画，但我在确认这些画具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用具。他洗完澡之后，便拿着画板和画笔，准备临摹邮票。”
“在临摹邮票时，邮票的取出、放置和收回也是西庵先生来执行吗？”
“那当然。我既然知道他不是真正的集邮爱好者，怎么愿意让他随便触碰我的珍品？我当时戴着手套，将邮票放在起居室内小茶桌，他的旁边。他则架好画板，坐在了茶桌一侧的椅子上。然后将画笔颜料放在椅子的另一侧，便开始了临摹。”
“在临摹的过程中，西庵先生都没有移开对邮票的视线吗？”
“那是自然，我没有午睡的习惯，下午的精神好得很。那个小茶桌两侧各有一把椅子，我就坐在另一把椅子上看着他。屋里开着空调，温度不会让人烦躁。即便竹生的画笔这么无聊，我都能盯个仔细。”
“临摹的时候能够看得仔细，那么，临摹的中途有没有休息呢？在对方注意力集中时自己的注意力也能集中，但对方一旦懈怠，同样也会传染到自身吧。”
“没有休息。竹生这种考古的，一整天蹲在一个地方刷一块瓷片上的土都干得出来，四个小时还需要休息吗？”
“那么，扣除进屋寒暄、洗澡以及收拾衣物的时间，我推测临摹开始的时间是两点半。竹生先生最后离开时，你们两人的表现都显得时间已晚，按理说应当超过了六点。按六点半来推算，那么临摹一张邮票的时间便是两个小时。虽然我也没有学过绘画，但我觉得，复制邮票那样长宽不过几厘米的图案，两个小时实在是有些多了。”
“他可不是按邮票大小来复制的，否则他带画板来干啥呢？他复制图案是要拿去做对比，所以他临摹时还加以放大，长宽放大了六七倍，所以才放在大的画板上啊。”
“也就是说，他是为了不放过任何细节，所以才刻意花时间做放大版的吗？”
“否则，他直接像最后一张那样，到我这里拍三张照片走不就行了？”
“对啊，既然他可以拍走三张照片，为什么不能全方位地拍一遍再带回去临摹？现在胶卷相机近乎绝迹，数码相机别说是三张，就是三百张，存储都是无碍的吧？”
西庵先生无言以对。当然，我也没有指望他的回答。竹生先生执着于亲临临摹的原因，同样是一个可能性无限的答案。可以说实时全方位观察毕竟优于有限的照片，也可以说相机的取色和曝光影响还原。总之，这个问题并不能给出明确答案，也不会对我需要的的答案造成影响。
“那么，接下来或许是我最后的问题了。我要问的是，竹生先生的风评怎么样？西庵先生有没有听说过关于他的好评或是恶评？”
“他是个很有名声的考古学家，我当然听过他的传闻。而且也是绝对的好评，他研究深入，对文物爱惜，要是风闻差了，我也不会让他接触我的邮票啊。”
“那我似乎可以借此做出判断了。竹生先生的确对您的邮票做了手脚。”
“竹生先生来临摹的那一天下午，天气怎么样？”
时节已是盛夏，再加上一天最炎热的下午，阳光自然强烈。而且，上了年纪的人要将邮票这种小图案放大临摹，必然要使用的一样东西便是放大镜。于是，只要竹生先生将放大镜调整到合适的角度，又保持缓慢的临摹节奏的话，尽管没有燃烧起来，但聚焦的光线很可能便会对邮票的品相造成破坏。当时，在近距离查看的竹生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稍远的西庵先生则没有察觉。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由于竹生先生长时间盯着近距离的画板和放大镜下的邮票，瞳孔的焦距早已调整到适合近距离查看的程度；而西庵先生的心理是“盯住竹生有没有对邮票做手脚”，并未留心邮票细节上的变化，所以视焦还是我们正常的远望平视模式。再者，高松冢壁画的图案是深色的，光线聚焦在邮票的一点上，留下的也是黑迹，不细看也是不容易察觉的。但竹生先生恰巧又是既细致，又对文物爱惜的人，他察觉到了自己的无心之失对邮票的破坏，只好在心里盘算着弥补这个失误的办法，最后，他只想到了这一下策——用自己偷偷带来，本拟边临摹边加以对比的加印版邮票暂时替换这张被破坏的票。
至于手法，便是利用相机的闪光灯破坏视线的那一瞬。至于加印版邮票是如何带进西庵先生家的，这倒是不难：他的期望是一边临摹一边比对，但他也看得出西庵先生对他设有防备，他只好暗度陈仓，将加印的邮票藏在了画板的夹层里——画板的夹层是可以打开的，并且往往不被外行所知，才得以逃过西庵先生之前的那番检查。
“或许，竹生先生现在，正在竭力寻找一枚品相类似的对应邮票，然后再找个时机，不着痕迹地掉包回来吧。”
“可我的邮票不是一枚被换走，而是三枚邮票全都不见了！”
“这或许便是进一步的措施。竹生先生完全无法杜绝你任何时候的心血来潮，细心赏玩邮票的可能。所以，为了避免自己的计划在任何未可知的时刻穿帮，他只好出此下策，将你的邮票先全部‘接管’，待到自己得到那枚需要的邮票，再将三枚邮票完璧归赵。”
“哦……”西庵先生不知是否病急乱投医，竟尔轻信了我的说法。很显然，我的说法也只是面向他的宽慰之词。需要注意的是，竹生先生在一个爱惜文物的人之上，更是一个狂热的考古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