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庵先生得到这三张高松冢邮票的经历让人很是担忧其中的隐患。在事后，我又查了查西庵先生记忆里的，那位青年业务员所属的会社名。在早有疑心那是一家空壳会社的前提下，西庵先生当时便查不出头绪，四五年后的现在更是杳无踪迹可循。不过，得亏是我那和常人迥异的思维模式，又为我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在之前便可怀疑，西庵先生高松冢邮票此次失窃有可能便是之前送出邮票的业务员“物归原主”，那么，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的原因，肯定也有一部分发生在西庵先生身上。
西庵先生自己身上有哪些变故呢？面向当事人自然不便打听。喜连川先生只是在接到业务时才会前往的鉴定师，对委托人的身世自也没有机会多做了解。所以，我还是将打听这个问题的目标又转回了西庵先生所列举的三位怀疑对象身上，即本乡先生、翼川女士和竹生先生。西庵先生了解他们的过往，他们三人想必也都了解一些西庵先生的事情。
现在的困惑是，这三个人都并非住在霞浦，对正处于暑热的假期中的我来说，着实不愿意为了不甚相识的人动身前往外地。不过，好在有喜连川先生指点，我倒也得知了一位身在霞浦，并且也了解西庵先生，更是可以开口打听这些问题的人。他便是绫部先生，之前被本乡先生用计套取了一张贴着普通邮票的纪念封的人。在喜连川先生将这个底细作为“情报交换”的价码提供出去之后，对方在爽快地表达了对本乡先生的“算账”之意后，也顺带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于是，我和喜连川先生便和绫部先生又一次坐在了茶屋中，不过这次是对席。
“你们是说，想了解菅谷西庵这个人？”我们对面的绫部先生操着粗豪的嗓门向我们搭话。虽然声音引来了周围人的注意，但他的措辞语调倒是正常而平和。另外，我在近距离观察到他的眼睛充血，面腮红涨，我的相面学知识让我推断，他相当嗜酒，而他的嗓门似乎也是因为酒精灼烧而粗豪。
“是的，绫部先生对他之前的经历知之甚详吧。”
“也不能说知之甚详，只是和他的交集挺深，才自觉有些发言权罢了。首先说说我自己吧，我是绫部教丰，现在是个搞点投资的老古董，对邮票没什么太大兴趣。我和菅谷是一个学校读出来的人，年轻时也在一起做体力活，所以交情不算浅。不过我对他了解也就限于这些时候，大概我们三十五岁左右时，他正好打算退出来自己干，我又不是时候地伤着了，虽然那前后托他照顾了一阵，但那就是我们最后的接触了。我养好伤后，带着妻子儿子回老家霞浦做点小本生意，慢慢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倒是听说他这二十年风生水起，创出了一番天下呢。”
“的确是这样，菅谷先生的会社，在茨城县的同行内也算相当有实力了。”喜连川先生简要地复述了一下菅谷会社的近状，这让绫部先生很是赞叹。
“好嘛，我就说他不是个干一辈子粗活的人。”绫部先生猛地一击掌，对他这位承情的老友很是高兴。“他干活的时候野心就不小，天天跟我说，我要有一所自己的工厂。三十几年前这句话可不像今天这样随便，我当时还笑他太幻想，现在一想，他的工厂已经何止一间！果然有心才能成事啊。”
“从绫部先生的讲述来看，西庵先生真是做了一件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壮举呢。”
“可不是嘛！像他这样有志向又重情义的人我可真没见过太多，能结识这么一个朋友，我觉得我前半生都值了。”
“讲义气……是说西庵先生照顾受伤时的绫部先生吗？”
“岂止是受伤时照顾，后来还托人给回霞浦的我捎过好几次营养品。我那次是意外伤害，肇事者一直都没着落，菅谷每次带信给我，都要问一次这件事。现在二十年过去了，追诉期也到了，我也早养好伤不再去管这事了，但他这份心意我一直都是很感激的。”
“一直没有着落的意外事故吗？”
“是啊。我那天工休，睡了一个回笼觉起来，便到厂房附近的店子带了两瓶酒准备一个人打发掉这天。”绫部先生尽管刻意放低了声音，但他的话依然分贝充实。不过他倒是证实了我的推测。“走到自己宿舍门口，突然后脑一阵晕，就失去了意识。醒来之后，就躺在了自己床上，旁边站着菅谷和两个警员，时间似乎过了几个小时。随后我被告知，菅谷中午放工后回来，看到楼梯折角处一片湿，扶手上有水迹，便上楼看个究竟。那时正发现我倒在门口，带的酒已经流光，便立刻把我抬到屋里，然后报了警。警员见我醒来，向我惯例询问了一些问题。不过我一时没法记起当时的任何情形，然后又昏了过去。
“两天过后，我算是正式缓了过来，但这几天，警员的调查却没有任何进展。按照当时调查的成果，我工作的园区管理很严，外人没法进入；我那天工休，非工休的人员都在上工，没有人提出请假。所以当时的调查便从当天同样工休的人展开，我们宿舍楼门口就贴着排工表，警员很快就找到了相应人员。我们当时的宿舍楼都是封闭的，虽然楼道里没有，但门口都有监控，所以嫌疑人便从监控录像中，我买了酒进宿舍楼的时间之后，还留在楼道里的那些人身上。然而，再对比医生推断出的我大致的遭受攻击的时间，楼里的几个人竟全都在这个时间里经过探头离开了楼。
“于是警员就对这几个人展开了调查。照理说，看见我躺在楼道里，都会意识到是出了事的。所以他们的初步思路便是根据录像里的出入时间，将最后出楼的人作为嫌疑人。而且事实也是这样，最后一个出来的人被检出手上有湿气，然而考虑到怕惹麻烦的因素，加上那个人身上没有酒味，所以也无法定案。当时的几个人也都声称并没有看到我倒在楼道上，测谎技术当年都没这么发达，第一时间查不出结果，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不过现在事情也过去这么久了，我伤也早好了，这件事说出来也不那么难受了。”绫部先生双手交叉，向前用力一伸。他的态度倒是相当豁达，令人佩服他的气量。
“绫部先生，当时您住在几楼的宿舍？”
“二楼，那栋楼就一个楼道。菅谷住的是一楼。”
“那么，按照这第一步的排除思路，最后有几个人被列入怀疑对象了呢？”
“四个。一个是住在一楼的一个当年重伤而由厂里养着的盲人，另外三个都是四楼或五楼的，跟我一样做工的人。”
“那么当时，这四个人是按照怎样的顺序从监控探头里出现的呢？”
“先是五楼的那个人出来，然后是四楼的一个人扶着一楼的那个盲人出来，然后他们便分开；四楼的另一个人最后一个出来。”
“绫部先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吗？”
“我们虽然一层楼，但平时都是各自去不同的厂房上班，彼此间也基本不来往，得亏是菅谷跟我同厂房同班次还同一个宿舍楼，才能第一时间发现我收了暗算。”
这样一来，问题可就值得推敲了。按照常理，其他人不隐瞒事实的话，定然是最后出来的那个人嫌疑最大。然而问题便出在“那个人手上的潮湿没有酒味”这里。如果他是暗算者，应该不至于让手沾上扶手的酒；而他若是隐瞒不报者，手上无心沾上的扶手液体就应该有酒味。
要推究这个问题，自然还得用排除法。首先最能够排除的，或许很多人认为是那位一楼的盲人，但其实也不然。盲人同样有可能需要上楼，比如当时的集体宿舍，衣服统统是晾在房顶的，他可以在那时候上去取或是晒衣服，也就是说，不能完全排除他上下楼的可能。我首先排除的，是在所有人之前出来的五楼的那个人。
我们首先确定一个问题，四楼的人为什么要扶着盲人出来？按理说，一楼的楼梯口外就是出口，而四楼的人下楼出门，在楼栋里普遍交情不深的情况下，是不会特意转去一楼楼道深处将盲人扶出来的。更何况，他们出了门口即便分开，可见绝不会是下楼时碰上而起意。所以可以认为，这个盲人定然上过高层，并且被四楼那个下楼的人遇见或追上，并且扶了下来。
回到排除嫌疑的问题。西庵先生通过扶手上的水渍而发现了异常，而盲人下楼时尽管有人扶着，但扶着扶手才能把握自己的步调，所以，如果当时酒水已经滴落，盲人一定会发觉。扶手上滴的是工厂商店卖的中低档酒，就算盲人洗了手又怕事不肯吐露实情，警员能不从他身上闻到烈性的酒味吗？所以，通过这个问题可以排除第一个下楼的，也就是五楼的那一位。在互不熟识的环境下，在明知楼道里有人（门口的排工表可以确认）的情况下，暗算之后焉能不加处理，平添自己的嫌疑？
那么，如果是这个扶人的人暗算了绫部先生，事情会是怎样的呢？从二楼下到一楼距离很短，盲人经过这里时没有异常，如果他是真凶，无论他是在之前多久暗算的，都必须在扶着盲人下楼时，不着痕迹地将盲人带过倒在地上的绫部先生。虽然在步履上很容易做到，但盲人习惯扶手的关键依然无法解决。监控里，盲人被搀扶着出现，这个人也没有折返动作，也排除了他把盲人搀出去后又折返回去暗算的可能。所以这个人也是无法被怀疑的。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出来，手上带有潮湿痕迹却没有酒味的人。手上的潮湿很快就会在下楼时扶着扶手而被摩擦蒸发，又或是行走时被带起的风加速蒸发。在没有气味的情况下，被警员检测并记录在案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些被发现的潮湿痕迹应当是新鲜的水渍。而如何在从四楼下楼这么长的时间里保持手上的水不消失呢？答案便是——他根本不是从四楼下来的。
几十年前的工厂宿舍为了节省生活空间，往往会把卫生设施集中设置在一楼的某处。这样一来，这个人的行动便有了解释：他是从一楼的卫生间里洗手后出来，而非从自己居住的四楼出来。总而言之，他若是没有刻意地视而不见，这样一个解释也是顺理成章了。
所以，最后的答案便集中到了那个盲人身上。盲人可能对一个年轻力壮的工人一击致昏吗？自然也是可以的。旁人的怀疑无非是两点：无声接近和找准击打的定位。而破解这个问题只需要一点——由于每个人开门的站位都是习惯的，他只要躲在对门宿舍的门里，听到对门的开锁声便冲出去一击，这就足以做到了。而他有大批时间待在楼里，用一根钢丝配出钥匙也并不为难。
那么，动机是什么？自然还是因为楼层了。事情发生在二楼，而盲人居住在一楼。他失去了视觉，自然对听觉极为倚仗，相应地，也对听觉上的干扰极为反感。而听觉上的干扰，一个很可能的猜测就是绫部先生因为酒精而烧粗犷了的嗓门。尽管相隔一层楼板，未必便能有所缓解。相比之下，四五楼的几个健全人，在动机上便显得更难立足了些。
至于行凶的钝器要如何制作——那个年代，毛巾包冰降温，是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降温的常用手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