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庵先生的讲述中，翼川女士给我的印象大抵是负面的——放高利贷、斤斤计较、为了得到希望的藏品而不择手段。但现在，在她的自白中，我同样听出了她对自己先前所作所为的悔意。我本以为，她的悔意是针对她强占那一套表示爱意的珠子而言的，但接下来，新的一个加进对话的人却让我感到，事情并非是这样。
他是笠间的竹生先生。之前，喜连川先生的描述和我在新闻报道附带的照片所看到的情形都已让我铭记了他那副臃肿的身材，现在实地一看，视觉冲击依然非同小可。只见他同样是满头大汗，提着一个黑色的手提袋出现在相关当事人齐聚一堂的咖啡馆。
竹生先生默默走向四人齐聚的这一桌。他的目光与喜连川先生相对，似乎是向他询问了什么。待到喜连川先生的神色中流露出了允可的意思，他方才走上前，将手中的手提袋打开，把里面的一个小盒子放在了桌上，接着转身作势离开——正在这时，他的目光蓦然看到了坐在油木女士内侧的翼川女士。竹生先生看到满面愁容的她，步子仿佛是停顿了一下。不过，他最终摇了摇头，向在座的那四人鞠躬致意后，又推门离开了咖啡馆。
此时，窗外已然下起了雨。夏季的夕立雨声响巨大，完全掩盖了竹生先生离去的脚步声和屋内人的低声议论。喜连川先生看了看西庵先生，又看了看对坐的翼川女士母女，用眼神呼唤起他们三人的注意。然后打开盒子，将内容物放在了他们眼前。
——根据喜连川先生后来的讲述，那便是三枚原印版的高松冢邮票。真正真铭的真品，放在两块包着黑色软布的硬纸板做成的垫子之间。而且，从盖戳的方式来看，两枚黑色，一枚蓝色，都没有出现邮局和时地的信息。这就是这四人都过目过，其中两人还曾经拥有过的那一套高松冢邮票。
随着邮票送来的还有一封信。由于这时，邮票的归属尚未确定，所以喜连川先生将邮票盒子再次合上，压在了自己手下。然后，他拆开那封信，向其他三人环举展示后，读了起来：
“谨奉喜连川弘先生：
感谢您能够给予我如此之久的等待。
在这几枚高松冢壁画邮票来到我家之后，我曾经欣喜若狂，高兴得寝食难安。然而，等这一阵兴奋过后，又是浓重的负罪感使我依然难以成眠。在向您倾诉后，您没有如我预想般奚落或是指责，而是将选择权还给了我，让我自己走出我希望的道路。现在，我认为我的良心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现在，请听一听我在良心之下所坦白的罪恶吧：
我是一个考古学者。当年，高松冢壁画的发现，填补了奈良时代考古研究的一片空白，听说高松冢壁画邮票的发行便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我走上考古这条道路后，时常感叹自己当年还在读书，没能参与到这样一个堪称硕果的行动中去。考古是一项独占性很强的工作。如果你不是一开始就参与的人，很难在中途参与到某项研究中去，别人也不会心甘情愿地让你在他们已有的成就上稍加改动便做出新的成果。在考古这一行干了四十多年，我这个体会还是有些分量的。
我在考古一道上虽然有一些名声，可都是些小打小闹，我心中一直想主导一个像高松冢壁画那样的大项目。一个多月前，有一个人报着本乡正志之子的名义前来笠间求见。本乡正志是茨城这里有名的邮票行业工作者，我在寻求高松冢原印版邮票的时候便登门拜访过，虽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但他对邮票的见解还是让我由衷感叹业内人士的专业。他现在在鹿岛为争取邮政行业人员的退休待遇保障而奔走，我也知趣地没有叨扰太多。至于这次拜会，自称本乡先生之子的人为我带来的是这样一条情报：说是高松冢壁画的研究其实完全停留在发现的阶段，这个项目其实被搁置了。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这么一个好机会放在我面前，我肯定不能放过。于是，我便在笠间重启了对高松冢壁画的研究，第一步就是发表一些初步成果来确立阵地。然而在这之前，我更为迫切需要的，是高松冢壁画的实际图样。四十年后的现在，高松冢壁画原物已经被妥善保护，我已经从考古机构中退出，不再拥有申请进入的资质。所以，我唯一的方法便是搜集照片和图片，从中还原高松冢壁画的原貌。
七十年代的相片，色彩和还原都有很大的失真，而现代的高还原相片又因为原貌难以得见而并无多少存世。所以，我的搜寻重点便放在了邮票上，我迫切想得到一套高松冢壁画原印版的邮票，来将其中壁画的内容描下来。然而，原印版的邮票在四十年后本就凤毛麟角，加印版由于使用的是原印版的翻印作为底版，清晰度也不如原版。然而，我在网上搜寻到的几个愿意出手的原印版票源，其票面都有较大面积的邮戳图案，这对需要临摹图案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失。
就在这时，本乡先生的儿子——他说自己的名字是本乡升——告诉我：住在土浦的菅谷西庵先生手中有一套图案完好的滚销原印版邮票。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版本，而菅谷先生此前也与我有过几次往来，料来可以得见原印版邮票真容。然而我当时已经因为中暑症状在接受治疗，在听我讲述了每周要去卫生所接受治疗的情况后，他便建议我放弃最难忍受的周日疗程，利用那个时段前往。到了周日，我前往土浦并且见到了那几枚邮票，当时的我实在是心花怒放，希望得到它细细赏玩一番的心情已经超越了我的任何理智。由于我的目的是要分毫不差地把它临摹下来，我其实在当时画得很慢，除了不愿意出差错外，还在一直做一项斗争：如果到了晚上还没有临摹完毕，我该怎么办？我要不要使用那一手？
那一手——指的就是邮票的内行人本乡升给我支的一招，利用闪光灯造成的视觉模糊将邮票火速掉包。长期从事需要临摹的考古工作，我在绘画上也算个内行，知道画板的夹层可以打开，所以掉包之后藏在哪里并不需要担心。我当时一边画，一边便在想是否要真的把邮票偷偷带回去。最终，想在考古学界再扬名立万的欲望战胜了一切，我将三枚加印版邮票留在了那里，将原印版藏在画板的夹层里带了出来。
然而，在我到家细心临摹完这三枚邮票上的图案后，我在感叹本乡家急公好义又智计百出，这次真是蒙他们家相助良多时，突然感觉到了一阵空虚：四十年来，难道真没有任何人在高松冢壁画上做出考古成就吗？考古学成果发表的平台相对封闭和局地，那这样的话，本乡升又凭什么敢下此断言呢？我慌忙去了茨城各市的图书馆，甚至还去了更为权威的东京。一查之下，果然高松冢壁画研究已然有不少成果在各大我不知其名的学刊上发表。
空虚和落寞很快夺去了我‘再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取而代之袭来的是我盗窃了他人财物这个事实所产生的罪恶感。我心知，自己的掉包计之后肯定要被西庵先生识破，然而越发拖得久了，担心被识破的忧虑便越大，更是越发地不敢与他再次见面了。这时，是喜连川先生找上了我，告诉了我另一个事实：西庵先生的高松冢邮票失窃了。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对邮票下手肯定是冲着高价的原印版去的，现在原印版邮票在我手里，这样岂不是阴差阳错地让另一个盗贼扑了个空吗？
然而喜连川先生告诉我说，事实并不是这样，这正是将加印版邮票取走的人所希望看到的局面，甚至这后一个盗贼，很有可能便是本乡升。喜连川先生当时给我的解释是：本乡升希望得到原印版的邮票。然而西庵先生是行家，自己冒着风险在他手下调包，被识破的概率太大，所以用了这样一手火中取栗之计。由于我自己不是足够分辨出原印版和加印版的内行，如果我能将邮票取到手，本乡升再以其他名义造访我家，在我眼前掉包，那自然要比在西庵先生眼下掉包要容易的多了。
恍然大悟之后，我在悔恨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挣扎：要怎样才能将邮票还给西庵先生？这时，喜连川先生又向我提了一个建议：只要他的联系方式不变，他都会一直等下去，只要我将邮票交给他，他便会不着痕迹地交还到它应该回到的人手里。在一番挣扎之后，我终于提笔写下了这些令我负疚的过往，并且也从中真正感受到了解脱。喜连川先生，请您代我把邮票还给西庵先生吧！”
略去之后的信文惯例格式，这封带有自悔意义的书信便到此为止。喜连川先生低声读完这封信，在座的其余三人都陷入了沉思。显然，本乡家是这三个人都异常熟悉的姓氏，虽然第四个听众，也就是我对它并没有接触，但我既然为喜连川先生支了这些招数，自然也对事情有了一番大体的了解。
“西庵先生。”喜连川先生在给予了三人自认为足够时间的沉默之后，用话音重新吸引了这三个人的注意力。“竹生先生在信中，说的是把邮票交还到您手上，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做到了这一步。然而，竹生先生到底还是没有完全了解这套邮票背后的故事，那么，现在邮票在西庵先生手上，西庵先生您又打算怎么做呢？”
虽然喜连川先生的话是这么说，但装有邮票的盒子依然被他压在手肘下，显然不是他嘴里的“回到了西庵先生手里”。西庵先生自己也该心知肚明，邮票便是那个本乡升伪托为业务员送来的，充其量不过是让自己代为保管一阵，尽管动机尚不明确，但这邮票终究是要交还给翼川家的某个人的。喜连川先生的话，似乎是在探问西庵先生的意见，这套邮票到底应该交还给翼川女士，还是应该交还给那位应该持有它的本乡升？
“喜连川先生。”低着头的油木女士道。“我觉得，是我的不对，在妈妈告诉了我这套邮票的意义之后，我也很后悔，自己不该将这套邮票送给当时要出国的他。西庵先生，现在邮票也回来了，如果，您能将它赐还给妈妈的话……我会……感激不尽，愿意尽一切可能地……报答您的……”
“有子……”翼川女士一反常态地接过了她女儿的话，但却是以更为低沉的一种语调。“刚才，喜连川先生说，竹生先生没有完全了解这套邮票背后的故事。其实，你们也没有完全了解，真的没有……”
她不住地摇着头，仿佛背后还真的藏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一般。她甚至一手掩面，另一手搭在桌上做着外推的动作，这分明是潜意识中不愿意再接下这套邮票的反应。的确，这套邮票的背后还有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她是不会说出口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将详情告知我们的人。
这时，尽管带着伞，却依然浑身不少被骤雨淋湿的一个人出现在了咖啡厅门口。他便是本乡先生，那个精于算计的老邮政。此时的他，眼神中完全没有平日里的精干，反倒是带着歉意和泪容。他看到了座位上的翼川女士，便像是有万千句话欲言又止一样，露出百感交集的表情。而翼川女士看到他时，便像她的女儿听到邮票失窃的冲击性事实一般，也惊厥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