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若干不统一的材料制作某样成品，其中难免会有一些材料，用在一个地方显得浪费，用在另一个地方又显得支绌，没有一个适合它的地方。所谓“高不成，低不就”，恐怕说的便是这样的情形。无生命的材料，拼着浪费，丢掉一部分后，至少还能有一部分“派上用场”，而对于有生命与思考、不可分割的人来说，这种问题更是难以解决。人事工作讲求的是“适材适所”，但在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在为本地税务官各务野雄一先生的一件委托而犯难。这项委托的具体内容是，调查他的女儿，各务野皋月近来行止不端，性情浮浪的变化原因。在先前的调查中，我虽然解决了围绕各务野家而发生的一些事件，但关于这个核心问题的线索，依然停留在没有丝毫进展的地步，顶多可以确认的是，各务野皋月是个智计百出的女生，凭着各务野先生的思维，绝对是无法勘破她的真意的。
随着时日推移，各务野芳子女士的七七已到，各务野家的相关人士均前往出席丧仪。我在这一天无法见到委托人和调查对象，也无法联系相关人，便只好坐在茶屋“涟”里，借着清茶打发这一天的时间。
“嘉茂同学，那件委托进行得怎么样了？”由于促成此事大抵缘自己身，千鸟同学也非常好奇此事，总是借着我来到茶屋的当口，向我询问事情的进展。
“并不乐观。直到现在，我连一点可称之为决定性线索的都没有找到。”
“咦？嘉茂同学居然会对一件事犯这么大的难？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呢。”千鸟同学反倒是对我的迟疑感到不可思议。“犹记得在嘉茂同学与我初识的那一阵子，嘉茂同学上下打量我一阵，便知道了我的身份；去我的出租屋转了一圈，便知道了我的起居作息。这种观察力，我当初可是觉得只有推理小说里的那些侦探才会具备。”
“就算我有那份观察力又怎样？”我无奈地答道。“现在，我连各务野家都没去过一次，与各务野父女的会面也全都是在这茶屋进行。虽说我是个习惯坐安乐椅的懒鬼性子，但我可没有角落里的老人，又或是马普尔老小姐那样的鹰眼。我没有更多线索的话，只能是束手无策。”
“但是，在茶屋里，嘉茂同学已经观察了无数次各务野先生和他的女儿吧？按照我被嘉茂同学观察的经验和那次断定各务野先生的职业看，嘉茂同学早已掌握了各务野父女的不少信息吧？”
“有些信息可以从观人推理上得出，有一些并不能。比如，一个穿西装的上班族，裤子的口袋鼓起了一个方形，我们可以判断出那是一部手机。然而，手机的品牌，仅凭肉眼观测到的外部尺寸是无法断定的。这就是我犯难的地方：现在，我需要各务野皋月性格的形成原因，这就像我只看到裤子口袋里有一部手机，但这个人始终不把手机拿出来，我终归无法断定它的型号一样。”
“但是，嘉茂同学那么多次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不都漂亮地完成了吗？这次也一定会有办法的。”
“千鸟同学……我是说不出这种话来的。”我对于这种无根据的乐观着实无能为力：既无法拿出这样的自信，又不能反驳而平白攻击别人的好意。“我能够解决之前的问题，也是因为我大概有个思路，然后顺着思路，制造能够找出相应证据的契机。现在，我就算有几个思路，可各务野父女都去了各务野芳子女士的头七丧仪，我到哪里制造契机呢？而且，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也顶多是将他们请来茶屋。福尔摩斯初见华生，也不能断定出他有一笔钱并且不打算投在南非；各务野父女在茶屋，也只会展示出他们愿意展示的，也就是我早已看过的那个角度。如果没有一点新东西，我觉得终归是难以下手的。”
“嘉茂同学需要怎样的新契机呢？”
“只要是例行的茶屋会面没有的元素，都可以算是新契机。比如，我与各务野父女的交谈，他们的衣着、容貌、肢体动作、下意识的习惯、语言风格、惯用词、眼神等等我都已经有了大概的记录，那么除开这些，比如他们的业绩水平、学力和业务能力、住址、家境、身处的状况等等，就是我在事后调查时得到的，在茶馆里无法得到的‘新契机’。”
“那么，我这里似乎就有这样的契机呢。”千鸟同学又顿了一顿。“各务野先生负责我这里的税务工作，时常会在我这里留下笔迹，嘉茂同学需要看一看吗？”
“笔迹可真是求之不得啊。”作为痕迹推理的依据，笔迹可谓是信息量极大的痕迹之一。在我表示了相当的积极之后，千鸟同学转身去了里屋，不多时拿出了一张折叠的打印纸。我展开时，看见上面是这样一段话：
即依约赴6月8日晚宴。各务野雄一 13.6.8
“6月8日……就是一个多月前的样子啊。当时各务野先生和你们有约吗？”
“啊，不是和我们约的。我记得，这张便条是他当时用我们店里的速写本写的，让我们压在6号桌的台标下。”
“现在，已经很少有这样用便条相互联络的情况了吧。”我感慨道。“都是发短信打电话联络居多吧，现在还像福尔摩斯时代那些传便条的绅士们一样，‘过时’的帽子恐怕是甩不脱的吧。”
“但他的确是写了一张便条，吩咐我们这样处理。当时，他就坐在6号桌上，左顾右盼了一阵。大约四点半的时候，他便让我们拿来速写本，写了这样一张便条压在这里。”
“后来，有没有谁有过来到这张桌子看便条然后采取行动？”
“既然留了那张便条，我也留心了一下。到了五点左右，有一个人来到桌边，看了看便条的内容，便又走了出去。各务野先生没说这张便条要保留多久，于是我们按照惯例，保留了24小时后，再收进了备忘夹以便之后询问。这之后，各务野先生没有再提起过便条，也没有人来询问这里的事宜。我们也没有刻意将过期的便条清理，所以便留到了现在。”
“唔……从事体来看，我觉得各务野先生大概是和别人约了晚上的一个宴席，又和其中的一些人先约在这里碰头。但中途发生了某些事，以至于这先前的约无法践行。各务野先生留下的字条，应该是告诉其他人，尽管先前见面办不成了，但不影响晚上的正式宴席。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吧。”
“嗯。从和便条有关的人和便条上的字的确能想到这些信息。不过，嘉茂同学，你的目的是各务野先生的笔迹吧？你从他的字中又得到了什么信息呢？”
“不不不，这句话里的信息可比推究笔迹有意思多了。我们不妨先聊聊这个话题：他为什么突然抛下这个约定了呢？”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嘉茂同学分心旁骛呢。”
“因为这里面的信息真的很吸引人啊。你看……即，6月8日晚，13.6.8……”
“嘉茂同学……就算你让我看，我也……看不懂啊。”
“没关系，我会慢慢讲的，你只要结合着你所看到的事实，印证我接下来所做的推测就行了。首先是那个‘即’字。他写完这张便条就离开了，并且匆忙得忘记嘱咐你便条的保留时间。说明他当时时间安排已经很紧迫，在离开你这里之后，马上就前往赴宴地点了。
“他是四点半走的，五点钟有人过来，看过后也立即离开。说明后面这位，比各务野先生的时间安排更为充裕。他也是知道今晚晚宴安排的，并且和各务野先生从同一个地点出发前往同一场晚宴。他比各务野先生的行动时间少了半个小时，说明他拥有比各务野先生更快的交通方式，那就是私家车。这也反过来说明，各务野先生此行没有自行驾车。而且通过时间折算可以得出，赴宴地点离茶屋有一定距离。毕竟，‘晚’的形容，至少不会早过五点半了。
“我们刚才形容晚宴，用的是‘今晚’。然而各务野先生却在急忙之中，仍然使用了‘6月8日晚’这个繁琐的表达。只要知道今天的日期，便条在第二天也没有用上，任何人正常来说都会从简地使用‘今晚’。而各务野先生出现了反常，也就是说，影响他写下具体日期的影响因素就在他旁边。茶屋里的陈设你自然如数家珍，我能够确信茶屋里没有公历日历，你自然也能确定。所以，各务野先生在写便条时，手里一定拿着事前写有‘6月8日晚’的通知、请帖或手机短信一类。
“如果是手机的话又会是什么情况？在写完通知之后还需要落款，而落款的日期与便条正文的日期格式不一，说明各务野先生在二者之间又寻找了一次时间工具。如果他两次使用的都是手机，那么中途间隔很短，他很快能反应出6月8日是今天；并且手机使用前需要解除锁屏，这个情况下是很容易看到日历日期的。所以我能够确信，各务野先生使用的是两份不同的时间工具。也就是说，通知他6月8日晚赴宴的，是纸质的文件。
“现在已经在减少纸质印刷品的使用，像这种赴宴通知，不重要的都是口头或短信电话送达。纸质通知表明晚宴性质的重要。而之前，晚宴中的几个人却先打算在离赴宴地点很远的茶屋开一个可有可无的碰头小会，说明赴宴者当中一些人的私交不错，可见宴会虽然性质重要，但气氛并不严肃。这样的宴会，我认为属于‘亲宴’的范畴，也就是婚宴、谢师宴、迎友宴、聚会宴等等。然而在这样的‘亲宴’之前还要小聚又是为什么呢？我的猜想便是，宴席上会有需要事前默契的举动，所以才需要之前的商量来达成一致。结合这个考虑，我又将可能性中的几种排除，只剩下了婚宴——婚宴需要送礼金，而礼金的数目是有可能需要事前交流的。
“各务野先生自己、后来看到便条的人、还至少需要一个能让他放弃这次事前见面的事由，说明至少应该有三个人来见面。其中的组织者，无疑便是各务野先生。如果他只是参与者之一，而得到了计划有变的消息后，他不必如此郑重地留下便条通知后来者，而是应由组织者负责通知。所以，他便是这个以‘达成默契’为目的而举行的事前小聚的发起人。
“然而，他是发起人，他得到的事由又是什么？从时间安排来看，他们参加的是本地聚会，那么突发事件便是有人因为时间安排赶不上这个事前聚会了。霞浦只是一座小城，本地人是决不至于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便断定因为时间失误而赶不上本地的聚会。而外地赶回霞浦参加婚宴的，一般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综上所述……
“各务野先生自己，正是对婚宴礼金最拿捏不准的人。他请来的两个商量的人，一个从外地赶回，一个比他的交通方式高级，说明他反倒是那场宴席里的底层。他之所以会产生这层顾虑也是源于此，自己的收入水平是达不到这群人的平均水准的。他请了两个他本以为能说上话的‘朋友’商量，然而这其中的一个或是两人，或许是嫌弃他的家境，放了他的鸽子。他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只好自讨没趣地收场。”
“这只是一张便条吧……”千鸟同学在我的身旁，以近乎是惊悚的眼光看着我。“告诉我，这只是一张便条吧？”
“当然，这只是一张便条，以上那些，都是我的妄想。现在，我们再回到之前的话题，分析它的笔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