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千鸟同学手上得到了各务野先生所写的一张便条，这成了我进行笔迹研究的材料。对于一个公职人员来说，笔迹足以暴露其很多的信息。现代已经有专业的笔迹研究机构，将笔迹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手段引入刑侦等领域。相对于那些专业的研究者而言，我不过是一个有些书道基础的普通高中生，研究的深度自不能与专业人士相比。
“嘉茂会长，笔迹要怎么看？”这是我所在的霞浦高中里，书道社社长中浜尚美向我提出过的一个问题。那时，中浜同学出于研习书道，而对笔迹研究产生了兴趣。她已经能从一份笔迹中评论书法造诣的高下，但对性格、习惯等笔迹学研究的信息却了无头绪。那时，在我使用了一番检验和论证，告诉她目标作品的文字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用右手写成的之后，她便一直想学习笔迹研究的法门。那么，把示范的例子尽一切可能地泛化之后，便成了这样：对于一张没有任何线索，让你分析其字迹的纸面，到底应该如何做呢？现在，各务野先生的便条便是满足这一要求的具体例子。于是，我按照之前教授中浜同学的顺序与方法，开始了与高中生阶段相适应的粗浅笔迹学研究：
第一步：如果这是一封来由不明的未知笔迹，则需要检验显写内容是否是真实信息。
如果这是间谍之间的密信，往往显写内容只是一层表象，那么它根本说明不了什么。这次的便条虽然早已排除了这种可能，但我在当时向中浜同学讲述时，第一步做的便是如下的工作：按照先后顺序透光检视、撒碳粉、加热。这些都是破除常用隐写方法的检视手段，虽然还有浸水和注墨等几种方法，但这些方法会破坏显写的字迹，在笔迹研究中，这是最后的步骤。
第二步：使用直尺和量角器等方角工具测量出字迹的行进方向、书写角度和纸张的夹角，以及大小的变化。
这些是笔迹学中的基础测量，而测量结果往往能代表书写人的一些基础信息。以各务野先生的这张具体便条为例，我通过测量每一个字的上下间距，连接每一个字上下间距的中点，得出这一排字的倾向是越写越小，并且趋势是向右下角倾斜。结合他当时写完便匆匆离开的事实，和我之前观察的，他惯用右手的情报，得出他当时坐在右手方向入席，左手方向离席的一侧。
从书写角度的偏向看，我的测量结果非常微小，可以认为他的字体是垂直于纸张边缘的。在笔迹研究中，这种书写方式是循规蹈矩，严守着长期以来形成的规律的表现。体现在实证中，则是各务野先生长期从事公务员的工作，其操作和书写都沿袭着墨守成规的教条，并且自己也在维系着这一教条。
我们在日常书写中能够体会到：在打好格子或画出格线的纸上书写，有了辅助线的帮助，我们不用顾忌齐平。但在白纸上书写，我们终归需要用视觉来掌握平衡。而视觉所带来的误差的种类与程度，便是性格判定的依据。如各务野先生这样，一行字向右下角倾斜，又越写越小，说明其性格是消极的，将经历的阴暗面看得极重。从实证上看也是如此：他因为女儿的性格变化，近段时间感到极度的坐立不安。
第三步：以签名字体作为参照，测量行文时使用字体的大小。
这是一张写在空无一物的打印纸上的字条。并且内容只有一行，空间足以让愿意的人将每个字写到一枚硬币那么巨大。在空间足够的时候，自由发挥出的字体便更是一个人内心状况的真实反映。在自由发挥的文字中，签名又具有其特殊性：一个人可能会写千千万万种内容的文字，但签名方式往往只有数量有限的几种。所以签名的固定性又比行文内容高出许多，也就具有“习惯字号”的参考价值。
我测量的结果是，各务野先生的正文，写得比签名的字号小上一圈。我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各务野先生长期填写的文件是各类税务表单，而这些表格、以及各种票据上留下的空档，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难以容纳他们的字迹的。受限于边框的压力，各务野先生在填写非签名时，在潜意识里形成了“字写小一些”的惯性。唯有在各种情况下留白都很充裕的签名栏，他才会熟练地使用自己惯用的字体签名。
第四步：观察行文文字中笔迹粘连的情况，然后将便条翻到背面，闭上眼，使用指尖或小木棍拂过字迹的背面，感触笔力的深浅。
这是分析书写人当时情绪的两个线索。笔力的深浅反映的是当时情绪的浓淡，强烈波动的情绪会使笔力充沛，而平淡正常的情绪下，字迹也同样平缓。然后，笔迹的连笔与书写习惯的偏差则代表当时书写人心情的缓急。连笔的习惯可以从签名看出，而正文连笔缓急的证据，则以字间连接与末字的收笔为重。
各务野先生当时是拿着一张纸在硬质的桌面上书写，如果能在那种情况下力透纸背，使纸面形成明显的凹凸，说明其心情极为波动。我将纸面翻过来，用木棍感触过后得到的结论是：他当时用笔颇重，以至于背面都有不少渗透的墨点，但背面并没有笔画的凸起。再将纸面翻回来，观察字迹的连笔时，我认为字迹还是透露出了许多仓促：例如字与字之间的连接非常匆忙，每完成一字的“抬笔”动作都被省略；收尾部分完全是一笔勾出，甚至没有标点或代替标点的“顿笔”。
其后的工作大抵是一些细部的检查，对于专业的笔迹鉴定和研究来说，可以挖掘的信息还有很多，但对我这个业余的高中生而言，获得了这样一些结果后，也必须让观察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要做的工作是结合既得信息，再与笔迹中观察到的线索结合，推究出某些有助于我解决委托的因素。
【这一天，各务野先生原本要去参加霞浦本地一位熟人的婚宴，但他担心自己送的礼有可能被人瞧不起，于是找了两个同去的朋友商量。然而，这两位朋友放了他的鸽子，以至于他有些着急。】
——但这与现在我所掌握的事实是冲突的：下野先生已经证实，各务野先生的家境不错，并且新近因为家赀殷实的母亲的去世而即将获得更大一笔资产。同样的，以我作为霞浦本地人的观感，税务官在霞浦这座城市中也绝对算是中高收入群体。
【各务野先生从事平日里经常需要动笔的工作，在这个着急的时候依然保持了便条文面大抵的规矩。】
——这同样是难以解释的：如果他当时真的着急，他的期望中，看到便条的便是同来事前聚会的人，那么他也是知道晚宴的，为何还要掏出手机，刻意写上“6月8日”的晚宴？除非是他们还有另一场约会。而既然存在另一场约会，现在的着急大可不必——婚宴时的客人之间交谈是很自由的，他们大可以在宴席中交谈下一场的事宜，没必要刻意空出时间在事前交谈。
【各务野先生性格消极，将自身的阴暗面看得过重，经历的一些小起伏都能在他心中造成较大的误解。】
——虽然表面上，各务野先生的性格和这个描述是很贴近的，但我依然不认为他会是一个把自身阴暗面看得很重的人。其原因便是他敢于向我开口，提出“调查女儿”的委托。在先前的交谈中，他对于自己本没有多少实绩的工作吹嘘得天花乱坠，这并不是一个性格消极的人所愿意为之的。
结合上面几条，我将各务野先生关于赴宴的便条做出了一番重新的解释：
各务野先生依然是赴宴，依然是约了朋友寻求事前的默契。然而，朋友却并非因为嫌弃他的家境而放他的鸽子，而是因为从外地返回霞浦，人生地不熟，才不得不寻求各务野先生的帮助。而他接到信息后表现出的匆忙，并非因为自己的无所适从，而是因为对另一人有可能无法及时赶到而担忧。而且，他也并非是因为家境中下而寻求默契，而是因为另一个原因——他是冲喜之人。
在一些比较迷信的观念中，新近经历丧事的人，会给喜事的聚会带来不吉利的因素。所以，他虽然在事前接到了邀请，但因为突然的亲人去世，而对自己是否能够去那里感到惴惴不安。此时，他与另一个知交约在这里见面，其实或许是另一个打算——自己因为不知能否到场，所以在这里先见一面，请他代为转送自己的礼金。然而，突然的通知使他的情绪产生了波动，说明结果必然是出乎他意料的，也就是说，婚礼的主办者并不介意他身带丧礼而依然邀请他出席。这一波动的结果，便是他的时间计划突然被打乱，他不得不匆忙留下便条，然后使用出租车等极其快捷的方式赶赴婚宴的现场。而另一个接受他请托的朋友看到便条后，也在匆忙为他高兴后立刻离去。
如此看来，这倒是一桩美事。不过事情终归是风云突变的，真相就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各务野先生去参加了婚宴，必然要送上一笔礼金，按照现在的消费水平来算，这笔钱的数额已不算是一个。以他住在中高档公寓楼里的家境来看，这不至于给他的家庭带来称之为负担的压力，但我猛然回想起一个细节：下野先生提到过，自从他的母亲去世后，他的消费习惯便开始变得收敛起来。既然是这样，他如果再给出一笔大额的礼金，便不至于让下野先生做出那样的判断。所以，他必定没有给出礼金。然而，没有礼金，白手前往婚宴，这对于一个在霞浦拥有中上水平收入的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换言之，他必然是由于另外的原因而没有前往婚宴。具体来说，便只能从另一个地方寻找，而我认为的答案，便是事故。
各务野先生身上带着丧事，同时又留下了“前往赴宴”的便条，说明他必然经历了从“本不打算去”到“突然决定去”的转变。同样地，他事实上没有去成婚宴，也需要第二个转变。他已经匆忙地离开，说明对赴宴还是有相当大的期待，而事故则发生在他决定赴宴后。
我又回想起之前，他为何郑重地留下便条的原因：之前的思考，是他作为此次事前聚会的发起人。但如果发起人和参与者仅仅是这两个人，那么也完全不需要用如此郑重的方式通知。他写便条时，利用手边的请柬作为参照写下了“6月8日”，说明他的手机还在比请柬更难拿到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在茶屋等待的时候，手里很有可能便是在把玩请柬。而这又可以得到推论，他等待的人不止一人。如果他只在等待一人的到来，是不需要提前半个小时到达的，而他所等待的“其他人”很有可能便是从外地归来的人，他不清楚具体的到达时间而不得不多安排时间等待在茶屋里。
当然，从时间顺序推断，外地归来的人出现事故的可能性不会太大。而致使各务野先生最终无法去成婚宴的事故，更应该的还是从他自己身上去寻找。他当时神情急促，而又要抓紧时间赶赴离茶屋很远的婚宴场所，最容易出现的失误便是忙中出错。而出错的具体形式，会对婚宴产生影响的，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他的仪容出现了不适合前往婚宴的因素，但他既然有事前约会，大体上的仪表还是可以保证的。所以我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他在路上遗失了礼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