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丽舍太太的话让我感觉又一次陷入了一个不浅的泥沼。她不远万里，从地球彼端的阿根廷前来日本索一笔债，而且还是时隔五十年，我认为显然已不像是支票或银行卡的往来能够解决的程度了，甚至它还可能不是一笔金钱债，毕竟金钱债早已过了法律的追索支持期间。我甚至怀疑，这有可能是情债、物债，甚至血债。不过，从梅丽舍太太慈和的语气和随身显露的行装看，她终归不像是打着坏水算盘的模样。
而千鸟家在乃祖立字为据的铁证下，办事极其利索，只用了半天时间，常磐先生分配出去的雇用者们便将有用的线索纷纷传递回来。经过一番整理之后，我们又得到了“棉仓”布店及其经营者后代的进一步情报。
从茶屋附近的走访得知，棉仓友一郎先生在战时也奔赴了前线，在战争中腿部中弹，退伍后利用伤兵的抚恤开起了这座布店。在经营不善，被千鸟家收购了土地之后，他将店中的存货作贱处理，带着得到的所有现金去霞浦的海边干起了捕鱼种田的休闲生活。历经岁月，棉仓友一郎的儿子们也陆续在前些年去世，现在辈分最长的在世者，只有棉仓友一郎的孙辈。这是茶屋附近的一位老先生提供的情报，他常来店里喝茶，更难得的是他还和棉仓家保持着作为普通友人的联系，得亏于此，才让我们获知了棉仓家的近况。然而，我们请求他提供进一步的住址时，却被他推辞了。他的理由是，我与棉仓家的往来途径依然是传统的书信，现在虽然知道他们的现状，但难以得知具体的地址。
梅丽舍太太在得知分家的情况后提出，按照她与棉仓先生的约定，棉仓家只需由最嫡长的子女来践行这一约定。关于棉仓友一郎的举家退隐，去霞浦周围的纺织厂走访的人们也反馈了类似的线索：有一位年已耄耋的老年人，当时正好是某个棉纺厂的业务管理。他说，棉仓友一郎的进货都是出自他手下，并且也有着规律。所以，当棉仓不再进货的时候，他感到诧异并使用当时的联络方式联络了棉仓友一郎。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已经不再打算再干这一行，转而追求闲适的生活。
去医院和民政所调查本地居民死亡记录的人们反馈了这样的线索：三十二年前，霞浦东南的一家郊区卫生所收治了病情严重的棉仓友一郎，在看护数日后去世。死因被确定为身上残留的子弹没有及时取出，导致晚年引发的一系列病情，积累到爆发后送医已晚。当时留下的家属名是棉仓友一郎的儿子，住址则因为当时市政道路编号还没有铺开到每一处水滨，只填了“东福寺南”这个模糊的方向。好在霞浦市并不大，借由确定的地标东福寺，我们很快确定了这是霞浦南偏东地带的一处水滨。但是，联系方式依然令人失望。由于那时，海滨的渔家尚未普遍安装电话，他留下的电话是当时普遍采取的方式：留下附近的派驻市民役所的电话，一旦有事，则由他们骑自行车通知到具体的人。
至于其他几路从商业途径调查的人马，因为棉仓家在那之后火速放弃了从商，致使他们的调查没有取得有价值的信息。现在既然已经确定了“东福寺南”这个位置，又确认了棉仓家现在依然在从事渔民兼农民的自产自足工作，千鸟家便邀了我一起前往湖滨走访。霞浦水域在五十年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将“东福寺南”这段地标进行划界，很快可以锁定一段具体的湖岸。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霞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是确定的一段湖岸，但早已分布了无数的人家。环湖的柏油道路已然葺毕，各家各户也都有了砖瓦水泥的安居，不再像传统的渔户那样仰赖茅檐苫屋的庇护。各家各户门口也都有了规整的院墙，有的在投递处和门铃上方标上了家主的姓氏，有的也只是一个市政部门勘定的牌号。在五十年前来到这里，让市民役所的工作员们骑车带路到棉仓家，这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现在，市民役所早已无法掌握管辖范围内每一户居民的具体住址。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查访出棉仓家后人在这一带的具体住址。
长期从事耕作，定然要有一块临近的田地。也得亏是长期从事农耕，令他们搬走的可能性很低。现在的人口密度远比过去为大，各家各户对于“农耕”的态度也较过去有所转变。现在的农耕个体户，大抵以“满足自给，余者出售”的悠闲态度来从事生产，而非若干时代以前的为了交公养家而仰天吃饭。
在这样的变迁下，加上机械化的普及，每家每户所耕种的面积便比以前的佃户少了许多，并且机械化的农具也是几家联合置办一套最为经济。这给我们现在的寻人带来的便利便是：乡居者之间互相知根知底，走访一户人家，基本能确定一个片区的可能性。
于是，我们沿着湖岸，一路询问可能的人家：“您知道住在这附近的棉仓先生吗？”
“哦，棉仓啊……等等，客人您问的是哪个棉仓？”
“有不止一个棉仓家吗？”
于是我们被告知，棉仓友一郎有两个儿子，他们又育有三个孙辈，其中一个年纪小的女子已经嫁出了城，现在是每个儿子的各一个儿子在这片湖岸生活。
“这两位棉仓先生的父亲，哪一位比较年长呢？”我们询问告知我们情报的居民们。
“这还真不清楚了。我凭感觉说吧，棉仓敦达，也就是住在东头的那位，现在是奔四十的年纪，西头的棉仓勇夫刚三十出头。客人您问他俩谁大谁小我能告诉您，但他们两家一直关系很亲密，互相间并不会对立揭丑，年龄这种平日里不太关心的隐私信息传不到我们耳朵里；而且，他们两个老一辈的走了也有不少年了，实在记不清谁大谁小。”
“抱歉，是我们问得太草率了。”
“没事，你们找棉仓有事吗？”
“我们带来了一个外国朋友，她指名的是棉仓友一郎长子的后代。”
“哦……这样啊，那加油吧，说起来，恐怕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呢。”
“不是时候？”
“棉仓家这俩兄弟正在忙农活呢，大的在湖上捕鱼，小的在田里种地。他们都要到晚上才会回家。客人您如果愿意晚上再来，我倒是能转告他们你们来过，又或者联络你们，到时候你们再来当面询问就好了吧。”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能不能再问几个问题？”我在一旁，插进了正准备搬出结束对话的套辞的常磐先生之中。“棉仓家的家业，农田和渔户的价值等值吗？听您说的模样，似乎棉仓家是按两个儿子一人继承农田，一人继承渔船来分配遗产的吧？”
“是啊，他们家投在两块产业上的精力都差不多，否则这两家各划一块田是可以，只有一条的渔船啥的可没法拆两半。”这位健谈的被访问者幽默地答道。“他们分了家，不再像以前那样两头顾，收成反而高。”
“那么，在渔户的休渔期或是农耕的农闲期，他们会不会互相帮忙呢？”一般来说，休渔期赶上夏季的农忙期，农闲期又赶上冬季的捕捞期，我需要尝试着排除一种可能，以便于我接下来所要进行的推断。
“现在都分家几十年了，互相都不懂对面的活计，哪会再帮忙呢？”
“这样啊，请容我问最后的问题，棉仓兄弟同辈的那个嫁出去的女孩子，是出自哪一家呢？”
“棉仓老大爷的小儿子家，这我能确定。但是小儿子叫啥我忘记了……”对方搔着脑袋回答我说。“那是她出嫁的时候，我们住得近的都被他们家请去喝酒，我听得她称呼两位长辈是叫‘爸爸’和‘伯伯’。”
在得到解答后，我若有所思地，踱着步子走回千鸟家的车边。常磐先生跟在千鸟同学身后，千鸟同学又跟在我身后，三人以一个奇妙的队形上了车。见我直到在车上坐稳，依然没有发话的意思，千鸟同学终于禁不住忍耐，开口问道：“嘉茂同学，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当然是西头，从事耕作的棉仓勇夫家了。”
“为什么呢？”
“通过那位好心的答者，我认为，已经可以断定，棉仓先生的大儿子选择的是务农。”
“但我怎么觉得两边完全都有可能呢？”
“试想一下，棉仓友一郎先生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乡下，他们之前是从事布料经营的，从来没干过农活。所以棉仓友一郎先生需要将两种生产活动的技巧教给他们，于是，夏天带着他们种地，冬天带着他们捕鱼。等到他即将老去的时候，面对的现实是这样的：
“棉仓友一郎对于农耕的活没法干得利索，对于讲求实践经验的农业生产来说，两个儿子能够学到的东西自然不比捕鱼。在晚年的时候，病痛已然让他无法下地或上船，家计的支柱自然也早就转到了两个儿子身上。的确，即便在现在的条件下，两边依然都是有可能的。但他们家氛围和睦谦让，并没有争执，说明应当执行了合理的分配。由于两个儿子都是在捕鱼上得到的经验传授多于农耕，所以在外部条件类似的前提下，渔户的收成自然好过田地。所以，为了照顾多养育一个子女的小儿子，收成好的渔户被分配给了他，而大儿子得到的便是田地。如果小儿子既要多养育一个子女，又分得收成不足的耕地，他的心中难道不会有想法吗？加上现在也过去了这么多年，就像神话传说里，隼人先祖山幸彦和海幸彦兄弟二人一个从事渔猎，一个从事狩猎，却因为兄弟不和而最终引发了争端一样。如果他平日里发过类似的牢骚，我们定然会从左邻右舍的走访中了解到。
“不过，在数十年的磨练下，各自的经验都有了长足的成长，以至于现在的邻居们眼中，这两家的景况不相上下。考虑到这一点，现在这个时点上，这两户人家再有抱怨的可能性并不大。”
“嘉茂同学，为什么你能确信棉仓友一郎在农耕上面干得不如捕鱼利索呢？”
“你忘了你家的雇用者们所做的调查吗？”我指向了她的大腿。“棉仓友一郎的大腿中弹，腿部行动自然不如健全人。农耕和捕鱼两种活动所依赖的个人体能是有差异的：在几十年前，机械化农业还没有普及到这种小城的时候，耕地依然要靠人力穿梭在田埂的各个角落，这对腿部能力便有很高的要求；相反，直至今日，渔业依然是以人坐在渔船上操作的形式为主，对于腿部活动的能力要求相对较低。在假设棉仓友一郎先生健全时对两种产业的熟悉程度大致相等的情况下，这样的推断不就合情合理了吗？”
“然而嘉茂同学，你又假设了‘在他健全时大致相等’这个前提，那么你又何以确定这个前提呢？”
“这种生产实践不比骑自行车或者游泳这样简单的肢体动作会被潜意识记住，要熟悉它需要长时间亲临实地地劳作。别忘了，他在变卖布店之前同样是一个商人，更之前则被征召入伍，也绝非持耒耜而稼穑的行当。就算他是战争末期被征召的，那么到五十年前，也至少有了十年的荒疏期。而过了十年重拾某一行当，复原记忆里的东西，终归是差不了多少的吧？”
孔子说，对于未知的事物，不妨从其各个已知面共同入手，最终达到了解、掌握它的目的。这次的推断长幼也是一样，既然已知的线索更有利于倒推，那就不妨从结果逆向思考，最终找到能够证明最开始的结论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