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是“名”所指称的具体事物,“名”是用来指代“ 实” 的称谓符号。
“类”表示同一集合中的所有个体(构成的整体),“例”表示同一集合中的某一个体。
“实/名类”表示同一集合中的所有具体/抽象个体,“实/名例”表示同一集合中的某一具体/抽象个体。
你直观感受到那些事物都是“实”,我们称呼它们的“房子”“手机”“卧室”“冰箱”这些都是“名”。
你和我都共享作为“类”的“人”这一“名”,分别拥有各自的作为“例”的“人”这一“名”。
当作为“类”的“人”这一“名”被修饰时,就会生成相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是“例”的“名”,比如“男人”、“女人”、“好人”、“坏人”、“瘦人”、“胖人”、“死人”、“活人”。
你和我分别拥有的是作为“实例”的“人”,而前面提到的“男人”“女人”这些分别拥有的是作为“名例”的“人”。
作为“实例”的“人”既和作为“名例”的“人”同属于作为“名类”的“人”,又和其他作为“实例”的“人”同属于作为“实类”的“人”。作为“实类”的“人”必然属于作为“名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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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哲学、政治、经济等硬核书籍时,我们常陷入“概念迷宫”:明明每个字都认识,却读不懂句子的逻辑;记住了理论框架,却分不清理论与现实的边界;看到具体案例,又无法关联到核心观点。这背后的核心症结,在于我们未能清晰区分书籍中“抽象概念”与“具体事物”、“单个案例”与“整体范畴”的关系。而此前我们建立的“实/名-例/类”区分体系——即通过“是否指向具体可感知事物”分“实”与“名”,通过“指向单个个体还是整体集合”分“例”与“类”——恰好能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阅读工具”。它能帮我们在抽象理论与具体现实间搭建桥梁,让硬核书籍的阅读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拆解”,最终实现“理解-批判-应用”的阅读闭环。
一、
哲学书籍的核心特点是“以抽象概念为骨架”,从柏拉图的“理念”到康德的“纯粹理性”,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到萨特的“自由”,几乎所有核心范畴都属于“名”的范畴(无具体可感知载体),且常以“名类”(整体统称)与“名例”(细分群体)的层级关系存在。若不能理清这种层级,很容易将不同维度的概念混为一谈,导致理解偏差。
以阅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为例,书中的“理性”是典型的“名类”——它是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整体抽象称谓,涵盖所有与“逻辑推理、概念形成”相关的心智活动。而康德进一步将“理性”细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这两个概念便属于“名例”:它们是“理性”这一名类下,按“认知对象(自然/道德)”划分的细分群体符号。此时,用“名例-名类”的思维分层,就能清晰看到康德的论证逻辑:先确立“理性”的名类范畴,再通过细分名例,分别探讨“理论理性如何认识自然”“实践理性如何指导道德”。
更关键的是,哲学概念并非完全脱离“实”的空中楼阁,多数名类、名例都隐含着对“实例”的抽象。比如读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是名类,指代“超越传统道德束缚、实现自我价值创造的人”;而尼采在书中提到的“拿破仑”“歌德”,便是支撑“超人”名类的“实例”——这些具体历史人物的特质,被抽象为“超人”的核心内涵。阅读时若能主动关联“名类(超人)-名例(某类特质的人)-实例(拿破仑)”,就能避免将“超人”理解为虚无缥缈的想象,而是把握其对“人的可能性”的具体指向。
此外,哲学争论的本质常是“名类定义的分歧”。比如“正义”是哲学永恒的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正义”定义为“城邦各阶层各司其职”(名例1),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将其定义为“无知之幕下的公平原则”(名例2),而诺齐克则强调“权利至上的持有正义”(名例3)。若用“名类-名例”思维审视,会发现三者争论的并非“正义”这一名类本身,而是“正义”名类下不同名例的合理性——这能帮我们跳出“谁对谁错”的表层判断,深入理解每种观点背后的逻辑预设,提升阅读的批判性。
二、
政治类书籍的核心矛盾是“理论抽象性”与“实践具体性”的张力:书中既包含“民主”“主权”“制度”等名类概念,也涉及“某国的民主实践”“某部法律条文”等实例;既会讨论“代议制民主”“协商民主”等名例,也会列举“美国两党制”“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实类。若不能建立“概念-案例”的对应关系,很容易陷入“理论教条化”或“案例碎片化”的误区。
以阅读《民主的模式》为例,作者戴维·赫尔德提出“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审议民主”等多种民主模式,这些均属于“民主”名类下的名例——它们是对“民主”实现形式的细分抽象。而书中提到的“英国议会制”“瑞典福利国家制度”“德国劳资共决制”,则是支撑这些名例的实例或实类:“英国议会制”是“自由主义民主”名例的典型实例,“北欧各国的福利制度”则构成“社会主义民主”名例的实类(多个具体案例的集合)。阅读时,我们需要主动完成“名类(民主)→名例(自由主义民主)→实类(北欧议会制国家)→实例(英国议会)”的链条对应,这样才能回答“某类民主理论在现实中如何落地”“不同实例是否真的符合名例的定义”等关键问题。
这种对应思维还能帮我们警惕“以实例代替名类”的认知陷阱。比如在讨论“民主”时,很多书籍会以“美国民主”为核心案例,但“美国民主”本质是“民主”名类下的一个实例,而非名类本身。若用“实/名-例/类”思维审视,就能清晰看到:美国的两党制、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民主”实例的具体特征,这些特征未必适用于“民主”名类下的其他名例(如“协商民主”)。同理,阅读《国家的起源》时,摩尔根笔下的“易洛魁部落联盟”、恩格斯提到的“雅典城邦”,是“国家起源”名类下的实例;而“部落联盟→城邦→帝国”的演变,是“国家形成”的实类(多个实例的集合)。通过这种对应,我们能理解“国家并非自古就有”的理论,是基于对多个实例的归纳抽象,而非主观臆断,从而夯实对政治理论的认知根基。
此外,政治类书籍中的“政策建议”也需通过“实/名-例/类”检验。比如某本书主张“通过私有化改革解决公共服务低效问题”,“私有化改革”是名例,“某国电信私有化案例”是实例。阅读时,我们需要追问:该实例是否属于“私有化改革”名例的典型?该实例的结果(如服务效率提升、价格上涨)是否能推广到其他实类(如医疗、教育领域)?这种追问本质是“名例的普适性”与“实例的特殊性”的碰撞,能帮我们避免盲目接受书中观点,形成更理性的判断。
三、
经济类书籍的核心工具是“理论模型”,这些模型本质是对经济现象的抽象(名类),而书中的“数据”“案例”则是支撑模型的实例或实类。比如“供需理论”是名类,“某季度猪肉价格波动”是实例,“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是实类。阅读经济类书籍的关键,在于用“名类-实例”的对应思维,判断模型的解释力——即“某名类是否能覆盖足够多的实例”“实例的特殊性是否会削弱模型的有效性”。
以阅读《国富论》为例,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是核心名类,指代“市场自发调节机制”。而书中提到的“面包师为盈利而提供面包”“裁缝为赚钱而制作衣服”,则是“看不见的手”名类的实例——这些个体的自利行为,最终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了社会整体的供给平衡。阅读时,我们需要先明确“看不见的手”是对“市场机制”的抽象(名类),再通过实例理解其运作逻辑;同时,也要注意斯密的时代背景:18世纪的手工业经济是这些实例的实类(整体场景),而当代的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则是新的实类,此时需要思考“看不见的手”名类是否能解释新的实例(如平台垄断现象),从而实现对理论的动态理解。
再比如阅读《通论》时,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名类,书中提到的“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现象”“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是实例。而当代的“疫情后消费疲软”“房地产市场投资下滑”,则是该名类在当下的新实例。通过“名类(有效需求不足)→实例(大萧条失业/疫情后消费下滑)”的对应,我们能看到理论的延续性与适应性:凯恩斯理论的核心逻辑(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衰退)仍能解释部分当代现象,但新实例(如数字经济下的需求结构变化)也要求我们对名类进行补充,避免用百年前的理论生搬硬套当下的经济问题。
此外,经济类书籍中的“数据”也需用“实类-名例”思维解读。比如某本书提到“2023年中国CPI同比上涨0.2%”,这个数据是“通货膨胀”名类下的一个实例;而“2023年各月CPI数据的集合”则构成“2023年中国通胀”的实类。阅读时,我们需要明确:单个CPI数据(实例)不能直接等同于“通货膨胀”名类(通常指物价持续上涨),只有当实类(多个月数据)呈现“持续上涨”趋势时,才能判断“通货膨胀”名类的成立。这种思维能帮我们避免被单一数据误导,形成对经济现象的全面认知。
四、
无论是哲学、政治还是经济类书籍,用“实/名-例/类”思维阅读的核心,都可转化为可操作的“两步法”,帮我们将抽象方法落地为具体阅读动作。
第一步:圈定核心概念,先分“名/实”,再辨“例/类”。拿到一本书后,先通读章节,圈出反复出现的核心概念(如哲学中的“存在”、政治中的“主权”、经济中的“通胀”),然后判断:该概念是否指向具体可感知的事物?若是,进入“实”的范畴,再看它是单个实例(如“某国的主权实践”)还是多个实例的集合(实类,如“全球主权国家的主权实践”);若否,进入“名”的范畴,再看它是整体统称(名类,如“存在”)还是细分群体(名例,如“此在”)。这一步的目标是建立“概念清单”,明确每个概念的属性,避免混淆。
第二步:寻找“概念-案例”的对应关系,检验逻辑自洽性。完成概念分类后,再回到书中,寻找与概念对应的案例(实例或实类),并追问三个问题:名类是否能涵盖书中的名例?名例是否有足够的实例支撑?实例的特殊性是否会影响名例的普适性?比如读哲学书时,追问“‘正义’名类是否能覆盖‘城邦正义’‘个人正义’等名例”;读政治书时,追问“‘代议制民主’名例是否有多个国家的实例支撑”;读经济书时,追问“‘供需理论’名类是否能解释‘垄断市场’的实例”。这一步的目标是打破“概念悬浮”,让理论扎根于案例,同时培养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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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哲学、政治、经济类书籍,本质是与人类最深刻的思想对话,而“实/名-例/类”思维并非束缚思想的“枷锁”,而是支撑理解的“脚手架”。它帮我们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找到平衡:既不陷入“空谈概念”的玄学,也不困于“堆砌案例”的琐碎;既能把握书籍的理论框架(名类-名例),也能理解理论的现实根基(实类-实例)。
当我们用这种思维阅读时,《纯粹理性批判》不再是晦涩的“天书”,而是“概念分层的逻辑体系”;《民主的模式》不再是“模式的堆砌”,而是“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国富论》不再是“古典经济学的教条”,而是“市场逻辑的实例归纳”。最终,这种阅读方法不仅能帮我们读懂一本书,更能培养一种“清晰区分、理性关联”的思维习惯——这才是硬核书籍阅读最宝贵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