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什么？自由吗？不一定，但也不是不可能，要知道，王雱什么人？王安石的儿子，想当年王安石与程颢在家中对坐议事(商讨执行新法)时，王雱赤着脚，披头散发，手中拿着妇人的冠帽走了出来，以一种极为轻慢的姿势坐下，然后大大咧咧地嚷道：“砍韩琦、富弼的头于市，则新法就可实行了。”
掺个自治论自由主义的话题：
自治论自由主义认为人们是被作为个体所拥有的一系列自然权利所规定的自我，这些自然权利包括不被打扰、不干预的权利，保有既得或赚得的财富的权利，以及在所有的事情上免于政府干预的权利，除非这些干预对于普遍的善是绝对必要的。
自治论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强烈反对征税和大型政府，并且强烈支持所有类型的个人自由。对于自治论自由主义者来说，自我是非常独立的，人们通过拥有这种自由的所作所为建立起自我。
还有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也认为人们是被作为个体所拥有的一系列自然权利所规定的自我，但是这些权利非常不同于自治论自由主义者所捍卫的那些权利。自治论自由主义者强调不干预的权利，而自由主义者则强调享有社会福利的权利（适当的住房，教育、食品、医疗保健、安全等）。
自治论自由主义者强调最小和地方政府（“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去管理社会项目。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自我是过一种得体生活的权利的载体，而保证这种权利正是社会的责任。
以及共同体主义：
共同体主义拒斥自由主义和自治论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单方面的权利，而把重点转向了义务概念。这种观点认为，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定义了公民（“要问的不是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是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在共同体主义看来，自我有时成了社会的一种功能而不是独立的实体。
今天来者王雱（一零四四至一零七六年），字元泽，抚州临川县盐埠岭（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北宋大臣、思想家，宰相王安石之子，与王安礼、王安国并称“临川三王”。先这样简单看下，词之后有些辩证内容。
倦寻芳慢（中吕宫）
露晞向晚，帘幕风轻，小院闲昼。翠迳莺来，惊下乱红铺绣。倚危墙，登高榭，海棠经雨胭脂透。算韶华，又因循过了，清明时候。
倦游燕、风光满目，好景良辰，谁共携手。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斗。忆高阳，人散后。落花流水仍依旧。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
有这样的说法，王雱的这首《倦寻芳慢》是其一生中所作的唯一一首小词，传为戏作。不过，这首词咏春愁，写得妩媚动人，不亚于当行之作。
起拍三句为抒情主人公勾勒了一个具体环境，时间是春季的一个白昼，地点是闲静的小院。“向晚”，说明天还未到傍晚，由“露晞”可知，还下过一阵微雨。晞，干燥之意。《诗·秦风·蒹葭》“白露未晞”，是说苇丛中还有露珠的闪光。这里则说快到傍晚的时候，花木的水露已经干了，和风轻轻地吹拂着帘幕，庭院里显得非常幽静。
“闲昼”说明环境沉寂，又因为下过雨，氛围就更加清幽。接着写小院景致：翠径落红与著雨海棠。通幽小径，青草匀铺，经雨冲洗，碧绿如翠，故曰“翠径”。雨停云霁，黄莺飞来，枝上经雨的花瓣缤纷下落，绿径点缀上落红，色彩斑斓，犹如织锦盖地，故曰“铺绣”。此处联想巧妙，用笔工致，着一“惊”字，把花与鸟关联起来，使景物变活，极具匠心。
海棠经雨，花色变得绯红，犹如美女搽上胭脂，更为艳冶动人。这里写海棠盛开，红色浸透了每个花瓣。“胭脂透”三字，说明经雨的海棠已经开放到最鲜艳最鼎盛的时刻，也暗寓盛极而衰，即将转向凋落的消息。“乱红铺绣”，“海棠经雨胭脂透”，都寓有感春叹春的情愫，为下文收束到叹春伏了暗线。
“算韶华”三句，以“算”字领起，略略点明题意。韶华，美好的年华，此指春光。因循，等闲、随意、轻易之意，过了清明，春光将尽。这里，“算”、“又”急促相承，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惋。
换头几句，以“倦游燕”起。“燕”通“宴”，说春来懒事游宴。虽然时是“好景良辰”，景是“风光满目”，只因无人携手同乐，于游燕之事就意懒情倦了。“谁共”二字反诘，意即无人与共。以下再用“恨”字承接，进一步形容春愁之深。
“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斗”，本意只是说一春常愁中。“两眉长斗”，形容因愁苦而双眉紧锁的样子。词巧用“榆钱买断”为说。榆树早春未生叶时先开花，果实不久成熟，名榆荚，形状似钱而小，色白成串，俗呼榆钱。
因“钱”之称而得“买”字意，又榆钱早春即见，几与春光同起讫。“买断”即买尽，自有榆钱以来，所“买”得者是“两眉长斗”，则其一春之不欢，至此已曲折写出。以下“忆高阳，人散后”，似转仍承，申上“游燕谁共携手”意。
《史记·郦生列传》：“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县中皆谓之狂生。”他见刘邦时，自称“高阳酒徒”。“高阳”之“人”，即指游燕时的狂朋怪侣。酒侣星散，又值“落花流水”的春暮，其愁闷之情可知。说的是前一年的事，故曰“忆”，而这年亦复如是，故曰“仍依旧”。
春光如彼，情怀如此，总因春色虽好，无共游赏之人，以至因循过去。不特于春为孤负，于人亦增愁。故煞拍三句：“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以说一春之愁，比“买断两眉长斗”又进一步，总收全文。
这首词由景及情，上片景中有情，下片以情带景，笔锋细腻，用语婉媚，韵致翩翩，堪称青年诗人王雱的孤篇力作。
一篇短文有写：王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而这个缺点最后也成为他早夭的催命符，那就是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差。其实这也难怪，这王雱自小就在众多人中脱颖而出，而且二十二岁就中了进士，仕途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平顺，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而且王安石把他保护的也很好。所以在接触官场之后，他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官场自古以来就充满了无形的杀气，而官场中的争斗却让王雱有点承受不了，王雱很敏感，对这些很排斥，所以在官场上接二连三的碰上一些阴谋诡计之后，王雱很快就被打击的精神崩溃起来，对所有的人产生了怀疑。王雱性情大变，看到谁都会怀疑谁，特别是他的妻子。
他怀疑他的妻子庞氏对子不忠，所以每天都有事没事的刁难她，争吵都是小事，而心灵的折磨才是最难让人接受的了。最后他也居然怀疑起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外貌不像自己，便觉得不是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小儿子，就因为他的精神失常被他给折腾死了。
这对他的妻子庞氏来说，是个折磨，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她自己也过得异常的凄惨，毕竟自己的丈夫忽然变成这样，所以她只能每日躲到小楼内哭泣。
王雱犯病，最着急的是王安石，毕竟是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随着自己儿子王雱病情加深，看到每日垂泪的儿媳妇，王安石也难受。王安石觉得不能这样耽误了庞氏，所以做主让他们离了婚。
王安石是个好人，他不想世人指责庞氏，毕竟她没错，所以是让他们和离，而且还亲自给她挑了一个好丈夫，还相当隆重的把王雱的妻子从自家嫁出去。而这个事情也成了当时的一件美事。而王雱生前嫁妇，就是因这而来。
其实，王雱历史上的形象之所以有反差，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一切皆因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本来就遭到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宋神宗死后，新法被悉数废除。宋徽宗时，蔡京假借新法之名祸国殃民，无所不为，致使新旧两派势成水火。
后来，北宋为女真铁骑所灭，一些大臣把账算到了王安石头上，如杨时就说：“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王安石在生前和身后就横遭非议，而作为新法的重要参与者和构建新学的中坚人物，且又是王安石儿子的王雱，被攻击、诋毁、诬蔑也就在所难免了。反对新法的人诬蔑王雱的个人品德，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主要还是为了诋毁王安石，攻击熙宁新法。
《邵氏闻见录》的作者邵伯温是司马光的死党，所以他在此书中捕风捉影地记述一些有关王雱的不实之语也就不足为奇了。清人李绂（fú）称“邵氏所录最骇人听睹者，莫甚于记王元泽论新政一事。”其目的是“使天下后世读之者，恶元泽因并恶荆公。”
李绂在《穆堂初稿》中曾对此事进行揭伪考证，其中最有力的一条是程颢任职条例司的时间不在盛夏季节，而且当时王雱在江南任职，并不在京城，王雱回京之后，程颢已经离职外任一年多了，所以两人根本不可能照面。
众所周知，宋代以文臣治天下，对士大夫特别优容。宋太祖在立国之初，就曾立下誓约，戒子孙不得杀大臣及言事者。哲宗有“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之语。程颢也说宋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连皇帝都不曾做的事，作为臣子的王雱又有何胆量敢在外人面前说“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狂言。而且韩、富当时德望正隆，年辈又在王安石之上，如果王雱当真狂到这种地步，就不至于被程颢“一言斥去”。
本来《邵氏闻见录》对王雱的攻击和诬蔑之辞，原本不会对后世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因为此事涉及程颢，朱熹在编辑《二程外事》时也把它辑录与内，后来《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记载王雱行事，同样也征采其说。
所谓的王雱卑劣品德的记载因此被定格放大，扩散于后世。如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所说：“于是作史者既以程朱大贤可信，遂使元泽千载奇冤，不可复解矣。”便是如此，应是如此。
所以还是，欲知后词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